崇古守旧是农耕经济所决定的。庄稼种下去了就得耐心的等待，急不得，一等就是几个月。也不能离开这个地方，几个月下来就是全心的呵护。这里只有坚守和希翼。植物一切都是按照自然规律生长，需要时间，需要好的环境。人如果破坏这个生长的自然规律，就会颗粒无收。种庄稼也不必奢侈有一夜暴富的想法，收入受限于人的体力、种植的面积以及作物本身的繁殖能力。应规蹈矩才是收成的最大化，投机取巧拔苗助长会被嘲笑。
　　耐心的等待，坚守一方小土地的结果就会使人变得崇古守旧。
　　传统的中国农民相信古人，厚古薄今。他们认为前人的什么都比今人高明。力气是以前的人大，智商是以前的人高，甚至是身材也是前的人高大。瞧瞧周围哪有人身高高过关羽，力猛猛过于项羽，智商过于刘伯温。前人的一个流传的经验、预言、俗语会被他们记住一辈子，从而在生活中处处去应验。所以村子里年长的人受到尊重。不是因为他们年老体弱，而是因为他们知道的事情最多，生活经验最丰富，所以最有资格讲道理侃人生，调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他一边抚摸着自己的胡子一边讲古老的故事时，下面的人不是仅仅在听趣味的事情，而是受到一次最好的崇古教导。很多农民们遇到难以解决问题一般都是去找他们商量，即使已经拿定了主意，也会事先告知，以示尊重。所以，农民们不会忌讳自己年龄大，相反还以年龄大为荣。他们不会去把自己的胡子刮得一点也没有。农民骂人时常常喜欢把自己假设成对方的长辈，全然不顾对方的年龄比他大。老子、老娘那是在自我提高。那些小子们争吵的时候喜欢攻击对方的父辈祖辈。尊者名讳，以喊对方父母的名字为取胜的手段；尊者为大，以假设自己高对方一辈为荣。
　　“老”是一种尊字，不仅仅是年龄大。老师傅比师傅掌握的技能和知识更多，这更能显示该人的能力。老爷既老又爷，这就不仅仅尊敬他、崇拜他，还有依靠他的含义。老奶奶比奶奶更加中听。至于现在盛行的“老板”称谓中“老”也带有尊的意义。
　　农民知识的来源主要不是来自于自己的发现，而是要靠别人的传授。内在自信心的缺乏导致对传授者的崇拜，而崇拜的对方本身就是需要一种高远的性质。
　　因为崇古，所以他们一般不会改变前人的做法。所有事情的做法似乎都必须按照前人一贯来的流程，如果不这样做大家就不舒服，似乎违反了规律或者可以上升到违反天条。前人一直是四月插秧，现在怎么傻乎乎的五月插秧？前人夏末撒种子，现在怎么傻乎乎的夏初播种？大家都是拿白菜用盐在菜缸里腌制着吃，现在怎么是红烧着吃？大家都是用镰刀收割水稻的，你怎么用其他工具的呢？家家户户都做熏肉了，你家不做就觉得很奇怪。大家真的对第一个反常规的做法瞪大眼睛，一付奇怪的样子。大家都是用筷子吃饭的，于是看见用刀叉吃饭就非常不习惯，看见用手吃饭就觉得非常原始。当父亲在训导孩子应该怎么样来捆稻草的时候，老的捆稻草的方法就被提升到绝对正确的高度，而改变稻草的捆法就会成为胡乱行事，不负责任。事实也证明轻易地改变前人做法的行为可能造成最大的损失，于是那些独行者被讥笑。一个人如果有一项很好的新内容，大家确实喜欢，如果他自豪地说那是他自己发明的，那么没有人会跟着学；如果他说是自己从别处学来的，别人又是从什么古书上看来的，那么大家才会接受。崇古的反面是自己缺乏自信心，不敢去首先尝试。当然，生活的贫乏使他们根本没有物质基础去冒改变前人做法的尝试。他们不习惯理性的推理或者严密的逻辑思考，而是自然而然的习惯和老做法。道听途说往往具有很强大的影响力，跟风从众扇成一股股潮流。
　　守旧的意识也在很多的生活方式上表现。他们可以每餐都是吃一坛腌制的腌菜。炒着吃、蒸着吃、泡汤喝，仅此而已，百吃不腻。除了这些，还有霉豆腐、臭冬瓜、熏猪肉、盐笋、咸鱼。这些食物少则储存了几个月，长的有一年多。与所谓的新鲜截然想反，这些都是老得不能再老的食物。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些食物，还说不吃不开胃口或者胃不舒服。
　　他们不舍得扔掉还有用的旧器物。一件衣服可以穿上十多年，缝缝补补还是珍藏着。很多缺角裂开的缸瓶碗盆洗得干干净净，被充斥在各个角落，有些即使几乎肯定不会再用了，但是不愿意填墙角。蒲扇已经漏空了，却还是顺手顺心。有时拿着新扇反而不舒服。这些旧东西的保管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信念。
　　他们也可以把一个多月的粪便积存在床头的马桶里，不会为此感到难堪。墙上的蛛丝网已经遍布，但是也不想去清理，屋子有了漏水也不想及时去修缮，门上有大裂口也无所谓。家里的箩筐如果还能使用，那么就勉强维持使用，不想去补。这些已经陈旧或者破旧或者储旧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一点儿也不碍眼。就是脸上胡子邋遢了，也不会抽时间去刮。
　　东西都是以前的好。床以前的考究，刀以前的厚实，年糕以前的好吃，稻草束以前的大，水以前的清。相反就是现在的很多东西比不上以前。
　　新是每一个农民喜欢的，那些旧东西贴上一张血红的纸头就代表新的了。新年，家家户户的破旧木门上会贴上红对联，嫁妆如果是旧物件也会贴上红剪纸，藏了很久的发霉糕点包上粘一张大红纸然后作为重礼送人。
　　旧俗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习惯，农民的崇古意识使一些传统的习俗得以不断延存。因为以前是一直按照这样的规矩传下来的，所以现在还是这么做下去，代代相传得以延续。年末除尘清灶，正月里走亲访友，元宵节吃汤圆赶庙会，清明节坟头祭拜先祖，家家户户都会在窗户上穿上发芽的柳条，端午节吃粽子喝雄黄酒，七月半家里祭祖还吃独杀鸡等等。秋后新上的大米第一碗先要盛给灶间菩萨。年底了，每家每户都会把水缸米缸弄得满满的，把房子、火灶清理干净。
　　崇古守旧也表现父母对孩子的态度要求上。农家孩子一般以孝为先。孝除了孩子对父母长辈态度要好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听从父母的管教和安排。不听从父母的管教，不按照父母的安排，那么就是大不孝。而父母以过来人的经验来掌控未来的方向盘，他们的管教和安排一般都是老一套的手段和思维。
　　做父母的一般都不希望孩子出远门，总想让他留在身边搞好祖传的几十亩土地，他们舍不得这份家业。
　　传统中国乡村总是以吓人的方式来教育那些不安分的人。吓人的手段无非就是传说中的鬼怪或者野兽。
　　农民的崇古意识使他们的大脑越来越迟钝。很多时候，他们几乎可以不必再去思考生活、生产的事情，一切按照过去的做法办事情，决不会错。于是他们变得循规蹈矩，一生就是做着同一件简单重复的事情，没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历史上要出一个农民改革家或者是发明家，那是难上加难。
　　在中国的传统农村，传承的意义远远大于创新。他们的思想来自于父母的管教。孩子最终没有成才，那是做父母的管教不严。子承父业是择业上最大的特点，父母是种田的，儿子也种田。父母是打鱼的，儿子也做渔民。父母是狩猎的，儿子们也抓野兽。父母打铁的，儿子也是铁匠。父亲磨豆腐的，孩子也做豆腐。乡村也有手艺人家。作为父辈，总是因为自己有一手好手艺而沾沾自喜，想到自己的手艺是从自己的父亲那里传下来的，所以希望把自己手艺也都传给儿子。作为儿子不必冒险去干父辈们都不熟悉的行业。你不愿子承父业，那是不尊重父辈，不尊重带给自己家族荣耀的祖先。木匠师傅的儿子把弄刨子是正常不过，你泥水匠的儿子弄刨子大家就觉得不大舒服。事实是在传统的农村很难找到一户世传的木匠人家里会出现一个泥匠师傅。
　　传统的乡村的手艺者，他们的技艺一般都来自于师傅的教导传授。他们都周围同行者都是师叔、师兄与师弟的关系。那些靠自己摸索而学会的手艺匠人一般难以获得村民的承认，应该正式拜师学艺才是正道。有一个师傅的教导，那么徒弟才是算有了手艺通行证。
　　中国农民有极强的等级意识，这种等级意识下农民一直视自己为下层人，是属于被管理、被统治的群体。这种状况的改变只有两种，一种是造反，然后翻身做新的统治者，改变自己的人生。但是这种途径要冒杀头的风险，而且成功率几率非常非常低。还有一种是顺应上面的旨意，读书考功名。这种途径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还要有能读书的大脑，还有几分运气。乡村绝大多数农民没有读书的经济基础，有经济基础的人群中又有很大部分的人不适合应举考试。绝大多数的农民对应举考试只能是望洋兴叹，可望不可求，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梦想的。等到年长的时候，回过头来发现自己还是一字不识。
　　农民们总是责怪自己没有文化知识，所以吃了那么多的苦头。读书得功名，就可以享受荣华富贵，读书还可以开阔眼界，不闭塞。传统中的农民十分崇拜读书人，总是用最热情的笑脸来招待读书人。村子里有文化的人会受尊敬，家家户户每逢有重大的喜庆就会请村中有文化人来撑撑自家的市面，如果可能，还可以请对方写几幅对联贴在门上。只有读书人才自己轻视读书人。“孔乙己”、“臭老九”的名称从来不是底层的农民取的，是其他知识分子或者是先进人物取出来的。
　　崇古守旧的另一种表现是农民认为社会变迁是循环往复的，从来没有什么进步的概念。达尔文的物质进化论还有什么阶级斗争的螺旋上升论农民们没有听说过。国家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简单的重复；四季轮回，春夏交替，看不出今年与去年有啥不同；植物开花结果，然后枯萎。家庭也是简单的延续下一代，祖生父，父生子，子生孙。祖辈把财产留给了父辈，父辈把财产留给了儿子。这种付出还会让下一辈轻视父辈、祖辈？哪里可以看得出自己比父辈先进了，比爷爷辈先进了。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世界就是这么转的，人们就是这么做的，哪里有历史进步的含义。世道轮回，每一个人就是遵照某种规律在世间走一遭，只要不枉回就是了。
　　崇古守旧使中国的农民普遍不愿意去开拓新天地，使他们的空间思维不断萎缩。反正不管怎样的努力，最终每一人都会归于黄土，复于零。
　　传统中国农民是祈求和平、追求安逸的。这是崇古守旧意识下的另一种精神表现。当祖宗坟上升起缕缕香烟的时候，很多的农民聆听到祖宗要他踏踏实实做人、谨慎诚实做事的教诲。他们虔诚的朝拜菩萨，寻找到了未来幸福的彼岸。于是一个土地贫乏的小村落，农民们凭着勤劳，坚强的延续着安逸的生命。无数的云从它上面飘过，它不动；哗哗的流水送走很多的落叶，它也没有变。只是生命的个体在更替，在增多。
　　他们只懂得今天种下了种子，明天就得去浇水，后天就得去除草。他们每天都是按照要求料理农作物。去年这个冬麦除草共有三次，今年还不到三次，所以一定得去完成这项任务。只有这样才能有收获。有了收获才能有吃的。突然有一天山洪来临，把他们的全部身外之物冲走了，他们无所谓，只要几年功夫，那个与原来一样的村子又建起来了。这些生存根本不需要油头滑脑，不需要吹毛求疵，不需要敲锣打鼓，只有做好踏实仔细两字。
　　他们追求安逸，不需要奢侈，平平谈谈就是真。粗菜淡饭同样可以长命百岁，每天大鱼大肉不一定幸福。安逸的追求使他们的眼色不再迷茫，更多的是满足。他们可以为早晨的一抹阳光满足，可以为一滩清泉满足。欲望是痛苦的源泉，你有一万金，在别人眼里是够几辈子吃喝的了，可就是想要达到两万金，痛苦就无休止了。既然自己就是这个命，何必苦苦去求。
　　踏实的农民也就从来不为时间的流失感到紧迫。有钱人家可以请几个木匠干上个三年，仅仅是为了把一张儿子结婚用的木床做得考究一些，是谓千工床。他们一点也不会为家里总是多出几个吃饭的人而烦恼。家里的老妇女一年到头都是待在阴暗的屋子里用木制纺纱车纺纱，不管付出多久的时间，就为坚持。
　　乡村的手工艺者也把踏实安逸做到家。他们都划定了各自的地方范围，不竞争抢食，安稳的守住一方。如果没有当地的同样手工艺者邀请，他们一般是不会主动的去别的地方干活。你不犯我，我不犯你。既是尊重别人也是暗示别人不要到自己地盘找活。如果抢了别人的地盘，那么双方就成了仇人。
　　踏实安逸的追求使很多有能力的农民最大的追求是为儿孙安顿好一切。他买田千亩，盖房百间，就是希望自己的子子孙孙就在这个安乐窝里幸福的生活。四世同堂，不要分家，老幼有序，靠他打下的基础生活。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有那么一个村子，在偏远的山脚，跨过一条湍流的涧溪，拐过满是荷叶的池塘，绕过几株老树，里面豁然开朗，一个大村落出现在眼前。他是那么的静谧和安详，这是一个最早来此的祖先开垦的。
　　踏实安逸的根本是农民的物质观，他们认为物质是天生下来就存在的。人的能量是有限的，仅仅是依靠努力去获取，而不是去创造。不必刻意地去占有，也不要物欲膨胀。
　　一直以来，农业帝国的人们形成了这种观念：只有农业才是实际创造财富的。农业生产出来的都是能直接吃、直接用，其他行业要么是加工服务的，要么是其他衍生的。没有其他产业，人到可以生存，没有农业，人都得饿死、冻死。历史上的很多文人以农业从事者的多寡来评价社会的安稳程度。当看到十有五六不从事农业作业，就担忧人心浮躁，世道不堪。农业是一切的根本。所以中国农民一直以来都重农轻商，重农轻兵。历史上被官方定为堕民的人连种田的资格也被官方剥夺，只能靠剃头、修东西谋生。士农工商兵的排序是一种价值体现，在“做生意，一缕烟”，“种田传子万万年”的人生最终价值评判中，农家们悠闲自乐。如果有田园生活和悠然读书相结合，那是最理想的生活享受；如果把物质清贫与高品质精神相结合，那是多么满足的人生的境界。骨子眼里在自卑的心结下又有清贫的高洁。这种朴素的物质观念深深影响了中国物质创造的历史。它使中国农民甘于简单重复，因循守旧，艰苦忍耐，同时也珍视小家庭建设，希翼子孙满堂。很多人归于淡薄，家有薄田三亩子孙满堂是最舒适的生活梦想。
　　因为农田产出微薄，而生活又需要很大的付出，所以中国农民都是提倡勤俭，对自己近乎于苛刻的态度来对待生活。农民们在算计，一天如果多花一元钱，那么一年就多花三百六十元钱，那十年，二十年呢？其思考的后果是每天的开支越少越好。平时一家子都是不容许奢侈的。吃喝上面的消费是非常低的，能省就省，讨厌浪费、崇尚积存。这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信仰。存折上的存钱数额不断地上升让他们对生活更加自信。他们出门到外面，随身带的钱财少之又少。女人们不用钱包，钞票都是用一块大布一层一层叠包起来藏着内衣里。为了刚巧凑齐一个存钱的整数，他们可能会因此把零用钱都收刮一空。那种大手大脚化钱的行为视为败家子，是没有好结果的。
　　长期的勤俭使中国农民在气质上显得非常的内敛、保守，缺乏崭新的形象。当一个城里人来到乡村的时候，村人觉得很好奇，也觉得够奢侈，然后又认为这不是属于自己一类的人。他们有时一个月不换一件衣服，柜子里就只有那么一身打扮。所以，除夕日祭祀祖宗的一碗红烧鲢鱼要藏到第二年的清明时节，当上面长出了白白的发霉的绒毛，才能说明家主是持家的理念；所以猪里的瘦精肉不受欢迎，因为瘦肉的比重比肥肉重，出同样的钱吃的肉少就是吃亏？他们对物件的保管做得心细如针，百般爱护。秋收过后的犁藏起来，上面如果能找出泥迹那是不爱惜财产的表现，绝不容许的。种田的细绳他们会洗上一边又一边，然后晒干珍藏。
　　村子里最多来的外地陌生人是一些修旧东西的人。有修缸补盆补锅粘碗的人，那一只七石大缸上面布满了铁条子，那只缺口的粗瓷碗舍已经补了又补；修阳伞的，磨剪刀的每过个半把个月就来。农民穿的衣服很少有不补丁的，衣服的年份久了，各个地方都是贴片。很多衣服干脆不补了，随他有很多的破洞和布条。
　　结果，中国农民在生活享受上似乎像苦行僧一样。一户普通人家可以用一盘咸菜汤过上大半年的日子，他们从来都不觉得自己的胃不舒服。只要能够把饭和下了，就足够了，别的都是浪费的。所以，乡村的孩子普遍营养不足，皮包骨头。爱酒的男人们打最便宜的白烧酒，这种酒往往是酒精加清水搀和的产物，容易醉却又会伤人。女人们是随便的扒一口饭，尽最大可能的把小菜让给男人和孩子。客人来了，为了面子就多烧几碗菜。开饭的时候为了不让孩子在客人面前不客气的夹菜，就把家里的孩子先打发走。等到客人吃好饭才让孩子们吃剩菜。
　　中国农民是绝对不会欣赏凯恩斯理论的。凯恩斯把消费当作生产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以消费来促进生产，鼓励民众多消费。消费对生产有功？这会让农民笑破牙的。中国农民认为消费只是把生产成果消耗掉。消费与创造绝对是一组不容质疑的对立面，鼓励消费简直是教唆人犯罪。如果撇开人的生存需要，那么消费可以说是人活动中最糟糕的嗜好。所以克制消费是中国农民的基本道德所在。那些高消费的农民会被俗人称为“扫帚星”或者是“败家子”。那些节俭的人受到了尊重。虽然这道德的关键还在于生产的落后，但是当克制消费成为一种基本道德的时候，中国农民的形象就显得过于克制。
　　中国农村长期以来生产方式落后，人的创造力受到压制，人们对物质财富的看法就很“无我”。谚语说：种在地上，收在天上。意思是说人们辛辛苦苦地劳动，收成全靠上天的安排。一切都是靠天吃饭，如果没有天的照顾，人们即使种了也会白干的。蝗灾、水灾、旱灾是农业的三大害，火灾、瘟灾、人灾是生活的三大灾。人们对灾害往往是束手无策的，很容易造成整个季节的收成泡汤，所以农民就认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最能体现中国人历史观的是《三国演义》中的开局名言：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富不过三代，穷人也有出头日，贫富在不断的转化，财富总是在轮回，所以中国农民历史观最本质的思维是没有发展创新的观念。他们心甘情愿地重复简单的生存。比如，他们一般排斥机械，奇技淫巧的用词就说明农民对技术的看法。
　　物质财富的来源更多的是来自于人外之物的赐与。药是神农氏偷来的，种子是灶神带来的。这种观念使中国农民一贯来轻视自身的能力。他们更多地认为人的劳动只是获取了自然的财富，而不是使物质增加。他们把成功者看作是个人的命运好、上天的偏爱或是祖先荫泽庇护的结果。这种观念使中国农民甘于依靠旧经验，甘于最低级的生活需要，对最大的劳力付出却得到最小的报酬心甘情愿。
　　中国的传统农民一般不愿意背井离乡，他们都是甘于守住一方土地。哪怕土地不断荒芜，难以开垦，他们也总能找到办法生存下去。一个村子是根，是安全的港湾。他们觉得离开了村子就会成为随风飘动的草，会活不下去。在现实中，中国的很多村子都是建在非常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比如道路不通的深山冷岙，比如四面环水的小滩上。外面的人要找到这些村子非常困难，这些村子里的人要出来也是非常的困难。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很多辈却从来没有感到寂寞。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也希望死于斯。当自感生命末年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在外面过夜，死也要死在家里，不想成为回不了家的异乡鬼。
　　因为对水的依赖，所以绝大多数的村子是傍河而建。这条河也就成了村民生命中挥之不去的母亲河。孩提时代玩耍嬉戏，年壮时代挑水抽水。
　　中国乡村踏实安逸的精神同样可以创造灿烂的文明。湍急的溪道边会有大石条垒成的坝堰，这坝堰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因为坝堰的蓄水，所以即使是旱季，村民也可以有水喝，有水灌田。缓缓的河边装了各式各样的水车，它需要人力踩踏，木轮毂和木轴总是滋滋嘎嘎的响个不停。水从河里被拉上来，然后哗哗地流到土地里。虽然灌溉的效率不高，但是缓慢不停止就够满足了。村子旁的各个片地杂土都被开垦了，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都种上了庄稼。即使是山坡，也被一层一层的鹅卵石围成了一圈一圈的不规则的狭长平地，高度被整成了平面，山就成了梯田。村民能够就地取材。在山区，房子都是石头砌成的，即使屋面也是石片。在平原，使用的是青砖和青瓦。这是细腻的泥土经过多次揉捻成型后再经过柴火高温烘烤成陶，结实牢固有规则，不会变形。木头在中国农民的建筑中大量使用。大型的杉木被用来做栋梁、柱子，小型的杉木被用来做屋顶的椽子，还有的用来做门板和窗条。石条和石板在民居中也用得很多，一般用来做地基、砌墙角，铺地面。有的人家的窗户上也会使用砖制的花格子。堂前屋后会养一些花草，点缀美化庭院。
　　崇古守旧的中国农民尊崇守成，守成的地位比创造物质的地位高。村民们常说“会攒不如会积”，还有“人无打算一世穷”或者是“坐吃山空”（意思是不劳动又好吃，即使有山那么多的财富也会掏空的）。那些勤俭节约的农民受到村民的敬重，勤俭节约的农民自身对生活也更有信心和自豪。一个美好的家庭是丈夫攒钱，老婆小心的积存。如果丈夫会攒钱，老婆会花钱，结果一场空。他们嘲笑借钱度日或者借粮过日子的邻居，总认为这是因为对方平时不懂得节省，大吃大喝。在一个传统的大家庭里，收成是家庭每一个成员共同努力获取的，所以大家都会自律。如果其中有一个人花钱大手大脚，那么其他人都会看他不顺眼而排挤。乡村有钱人家为了守住来之不易的家财，一般在婚配上也注重对方的家庭经济情况，最好门当户对。正因为父母辈都是门当户对婚配，所以父母的兄弟姐妹一般也是经济条件差不多的。到了下一代，很多表兄表妹直接婚配的现象就非常普遍，这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传统的中国农民在异**往上的保守十分明显，他们很会掩盖自己的感情，不轻易外露。男女授受不亲，很少能够看到男女青年挤在一起搞活动。村里的男人们闲来都是挤在村口晒太阳，女人们也是有女人们的伙伴。一对夫妻从来没有在人面前一起手拉手散步的情景，他们可能一辈子也没有说过“我爱你”三个字。女人们故意装作冷淡，总是骂自家热情的男人老不正经。
　　此时城里的青年男女们已经开始跳交际舞打发时光，周家渡村的男人们挤在一起说这些城里人都是流氓，他们跳舞的时候脸与脸贴在一起，关着灯，女人还不穿**。在一片嘲笑声中，城市的青年男女们似乎道德沦丧了。
　　农民们从旧的传统和经验中得到应该怎么样生活的依据，个人的思维受制于经验。当他们以不理解的眼神在观看周遭的变化时，也往往把自己禁锢得更深。排斥是那么的强烈，保守是那么的僵硬。于是，即使是合理的打扮，在某些人看来就不太舒服，甚至被视为生活腐化、放荡；不安现状可能被讥笑为不知天高地厚，轻松自己可能被视作是懒汉。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在心态上，农民就有一种紧缩自己，压抑自己，苦难自己的倾向。
　　他们对新事物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在还没有接触新事物时就已经恐惧新事物的到来。显然，他们缺乏发展的眼光，歧视标新立异，迁怒移风易俗，恶心伤风败俗。祖宗是一座高山，还要不要祖宗成为了一顶压人的帽子。他们习惯于旧的形式，安心于传统的做法。这样，他们被视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社会群体。但是新事物总是以特殊的方式涌现，于是旧传统中的农民在冲突下显得惊慌失措，无所适从。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农民最欣赏的人生哲理。“小时候的苦不是苦，大了的苦才是真正的苦”是教育的哲理。所以中国的农民都是要求孩子们从小树立敢于吃苦的勇气和有吃苦的经历。“苦”的价值理论在农民在生产中体现得很明显。辛勤的耕作不仅仅是为了收获，还包括对人情操的陶冶、对人道德情操的培养。所以即使农民们从事的行业非常的原始，付出的汗水特别的多，但是农民也没有打算去改变这种生产方式。吃苦不是培养他们更好的适应环境，中国的传统教育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吃苦只是要求孩子知道苦的滋味，这样才会珍惜今后的甜蜜。“苦”还能够让一个人早当家。苦的孩子马上就会进入成人化的境界，而在温水瓶里吃奶是永远长不大的。富有者的子女更容易出败家子，所谓富不过三代，因为他们从小太幸福，蜜罐里长大，娇生惯养，不会珍惜甜蜜。苦出身的子女最能积累财富了，因为他们从小有吃过苦的教训，所以珍惜一丝一毫的所得。这种育人理念完全不是现代西方教育核心中的培养独立能力，因为传统中国农民骨子里都是不希望子女独立出去，而是希望子女永远在父母亲的羽翼下生活，维持一个大家庭的模式。
　　在习俗上，农村的婴儿第一口吃的不是甜甜的奶，而是苦得不能再苦的中药材——黄莲。撇开医学上的考虑，吃黄连的用意很明显：只有这样才会让孩子记住母亲的奶是多么的甜蜜。
　　每个农民都会在饭桌上受到长辈谆谆的教导：每一粒米饭都是汗水做的，吃一口就要有所感，浪费粮食是要天打雷劈的。所以农民甘于用最原始的最辛苦的作业方式作业，而不愿去想如何用好方法减少劳力的付出。他们宁愿多出一点汗水，也不愿被称为爱偷懒。一切好的作业方法从另一方面来说是偷懒思想的结果。偷懒生产出来的东西最让农民不舒服了。当一些新技术出现的时候，有的农民会把此视作是奇门邪巧。方法和顺序总还是老的顺手，如果用机器收割麦子，那镰刀弃之不用是十分可惜的。老农夫手里拿着镰刀，站在田埂上看着机器收割会感觉到自己的失落。
　　对孩子的教育叫管教，重在管，通过管来达到教。对孩子说理是没有效果的，老毛病会常犯，溺爱那就是害孩子。罪犯到了砍头才记恨母亲不严格，咬母亲**的典故常常被用来证明从小管教的重要性。乡村管教的核心是“严”，所谓“棒头出孝子”，“严”是中国农村传统家庭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准则。“严”能“格”物，格物而致知。“严”养出良好的行为规则，能养出一个听话的孩子。严厉、严肃都是父亲的形象。“严”有两个内容，一个是狠恶，狠毒。做父亲的不拘言笑，往往手里拿着一根木棍，或者竹稍，说话曝气，对不听话的孩子就是一阵棒打，下手都是非常非常的重，非得皮开肉绽为止不可。村子里常常听到了是父亲教训孩子的嚎叫声，其他村民对此熟视无睹，这是生活中的常态。传统乡村确实看到过一个对自家男孩从来不会笑的父亲。有些乡村族规相约里也有棒打的习俗。另一层含义是罚。乡民确实很看重罚的效果，认为罚能让孩子记住哪些事情不能干，哪些行为不能参与。罚站不叫罚，“罚”重在让他记住，所以体罚是必须的，有罚跪、罚饿、罚冻、罚负重、罚劳动。
　　“严”之所以在外表看来非常和平的乡村盛行，关键还是乡村有传统的家长专制，父与子人格上的不平等是“严”生存的依据。在家庭里建立的是以家长为核心的权威管理，“严”是权威管理的手段，“严”行之有效，就能成“威”。有了“威”家长制就建立起来了。什么事情都由他说了算，什么事情都是按照他定的规矩来。那些不按照规矩做的事情轻者被骂，重则罚饿，重则挨打。
　　“严”之所以一直在乡村流行大概也有媳妇熬成婆的心理。做父亲的小时候是被自己的父亲孽待式严教过来的，所以要把同样的方法用到自己的孩子身上。一个深受“严”之苦的孩子长大后就好了伤疤忘了痛，却记住了严的好处，于是把“严”一代代传下去。一个在严父底下战战兢兢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儿子一等父亲过世就毅然站立起来，他要建立自己的严父形象。
　　很少有一个出身“严”家庭里的农民会在自己手里搞起民主式家教，除非外部产生了革命性改变，或者他成长中后来脱离了原来的生活环境。一个在民主家庭成长的人往往不会把“严”用到自己的孩子身上。
　　“吓”是乡村教育中最简洁便宜又有效的方式。循循善诱似乎是教书先生的事情，农民们哪有时间也懒得去循循善诱，效果看来也不是很好。孩子如果玩火，那么父母会说晚上会尿床的。孩子河里玩水，那么父母会说河里有水鬼来找替死鬼。饭碗还剩有饭粒，那么父母就会说会被雷公打死的。总之，一个人的行为方向似乎已经被按上了铁轨轨道，如果想随意改变，那么就会被告知要翻车的。吓的内容往往毫无理性，只是长期以来沉淀在乡村记忆中的一种传言甚至只是近来的一个喧嚣直上的谣言。
　　中国传统乡村文化中对“苦”和“严”的倡导有反面的影响，这会造成农民无视人作为个体存在的最基本的权力，无视人的天性的存在。
　　因为苦和严的主动方执行方在父辈，被动方和被执行人在子辈，所以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事实上的绝对不平等。父辈对儿子执行手都是狠狠的，往往不问青红皂白的乱打。对“严”的倡导使中国农民对其他个体的伤痛缺乏同情怜悯。村子常常有瘸腿的人，他是因为偷人家的东西而被敲断了腿。对这种惩罚留下的后遗症，村民不仅不会对对方追诉，反而会嘲笑瘸腿者咎由自取，是活该。因为自己的甘蔗被偷，所以他故意涂上剧毒农药，他认为这是最好的阻止行为。
　　严规在很多乡约族规里是一种基本的原则，有的乡约族规的严厉程度超过了基本的法律。严惩是正统农民应付乱纪者违规者和道德沦丧者最基本的解决手段。偷盗砍手挑脚筋，说谎骂人杖嘴，偷人鞭打甚至沉笼子，抽鸦片捆绑甚至活埋，偷懒不给饭吃。严罚在古老的乡村也是很盛行，偷一根萝卜就会被几十倍几百倍的经济上罚款，偷者赔不起就拆房子。不赔偿就一直吊着。
　　对“严”崇尚使中国农民对某种人有一种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想法。历史上的中国农民能够忍受强权暴政的欺凌压榨，但是他们更加害怕地方上的恶势力和强盗毛贼。宁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对前者他们认命，对后者则深恶痛绝。社会出现某种非常不安稳的现象，他们都会鼓噪着说杀掉一批人就会天下太平。于是有人会说把那些游手好闲的杀掉，还有人会说把监狱里的人都杀掉。总归，他们把这些看不顺眼的人视作异类，认为消灭了社会就清爽了。
　　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藐视和对个人权利的模糊使中国农民总是依靠强权来获得安全感，对暴政麻木，对严控的行政管理情有独钟。所以他们对政府1983年的开展的大规模的严打扩大化斗争都是举双手赞成，希望年年搞一次。一部西方电影中有一句非常具有震撼国人思维的话——宁可漏过罪犯，也不冤枉一个好人。中国人能够接受的往往相反——宁可冤枉好人，也不放过罪犯。中国农民就是不能理解西方人为何明知对方是罪犯却因为证据不足而放掉他。放虎归山后患无穷的道理被那些绅士们糟蹋了，农民恨死了放纵者。
　　此思想也影响到国家管理上。乡村出生的官吏“严”字当头，总认为自己有惩罚下面人的权力。对审问的人随意的“三十大板”，“五十大板”，严刑逼供，屈打成招成了常事。判罚上是往最严厉的来。损坏一株苗，罚二百元，偷税一千罚一万；偷一棵玉米，罚义务劳动三天。只够判十年的就来个砍头。执行上是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漏掉一个。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农村不少女性有裹脚的传统。后来的解释是封建社会女性地位低，裹脚以后被男人打也跑不快。哪个父亲不爱女儿，如果从苦的理论想问题就可以理解了。裹脚可以说像熬鹰一样，通过让女性身体的自残吃苦来达到人**望的屈服，完成天真女孩向老实家庭主妇的精神转变。中国也有自宫的太监，这除了让男人去势之外，更有精神上通过苦的自残达到人性的毁灭和奴性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