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民遇事忍让，与世无争。这里部分有强烈的宿命意识使然，只是认为自己就是这个命，不想有别的祈求。芸芸众生如何能够与灿烂的星星平起平坐。
　　忍让的思想根基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多一份和平，减少争斗，更多是相信命运之神的安排。如果对方亏待自己，自己选择了忍让，寄希望于对方会受到报应。当报应真的来时，他们为原来自己的忍让而**。一户吃了亏的人家，就会有很多人来安慰他。他们几乎都用宿命的论据来安慰。什么样的安慰话都讲光了以后，一定会有人说：你只要活得比他年长就攒了。
　　茫茫历史长河，中国的农民处在社会结构的最底层，受到上层建筑的残酷盘剥。苛政猛于虎，比蛇毒百倍。很多的时候，农民们选择的是给我活命，我就忍让。结果上层人物把农民的忍让看成是好欺负。总是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当成统治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变本加厉任意夺取。用各种稀奇古怪的征税名词来搜刮民脂民膏。面对这样的事情，农民们绝大多数选择还是隐忍，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命，世界本来就是如此。
　　农民的命本来就是这么的低贱。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没有东西可以搜刮了，那些收捐税的人会拆掉农民的木门、房柱，甚至瓦片来抵苛捐杂税。农民们呢？现在的房子即使没有了这些部件，他们仍然安心的住着。或许明年这个时间到了，农民的房子还是老样子。看你明年来还能拆什么。
　　除了官府，乡间还有很多恶霸，善良的农民深受其害。有的是有一点势力的豪族；有的是刁钻的穷鬼；还有的是混世魔王。他们跋扈蛮狠，得寸进尺，不讲道理。看不顺眼就鸡飞蛋打，看顺眼就想要。乡民一般都是满脸赔笑，只是心底里诅咒。乡间还有土匪强盗。他们横行乡间，强夺豪取。所以那些古代自以为以天下为己任的所谓文人留下了很多同情农民的文章。但是这些自以为为农民说话的人今天在写“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明天就与官府的人一起花天酒地，过着纸迷金醉的生活。
　　遇事隐忍使中国农民看起来有怒其不争的味道。看上去他们忠厚老实，过着与世无争的日子。甘于清贫，甘于被欺凌。
　　遇事忍让的后果是农民们与上层真正的脱离了。国家社会和他们的距离不断遥远，民族观念也不强。传统的农民没有很强的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只有家族和家庭。天高皇帝远，国家大事关小民什么事。所以，在那些具有强烈国家、民族心理的人看来，中国的农民是散沙一片。
　　遇事忍让不光表现在对别人，他甚至表现在对自己身体的超强忍耐上，一种近乎苛刻的节约。所以传统的中国农民不喜欢看病，能拖就拖。小痛算不得什么。传统的农民生了一个小疮，他一般不会去管它，随它不断的长大。小疮在他的脚上，使他的腿脚越来不方便，直到走路时一拐一拐的。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只有靠亲友捆住他，给他动手术。手术后，他走路就一直一拐一拐的了。他们对生活的要求极低，哪怕干最苦的活，也是吃最简单的食物。任何个人生活的改善就会被视作浪费。他们可以在田间连续工作几天几夜。实在饿极了，就拔几根生萝卜吃；实在渴死了，就喝田间沟渠里的水。也可以一直在刺骨的冷水里浸泡，修筑江堤，也可能是一直在烈日下暴晒，也可能是冰冻的江河里抓鱼。没有什么身体的保护措施。财主让他们去平整一块荒地，他们会出很低的价格，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那完成的时间让财主有点怀疑自己的价格是不是出得太高。
　　农民的生活也是非常的茫然，忍字做足了。房子快要倒了，还是安心地住进去。围墙千疮百孔，墙以不强，但是始终不见修缮。家里的蚊蝇密密麻麻熟视无睹了。门口的粪缸臭气熏天，就当做鼻子失灵了。村口路上的一块石板蹊跷不平。人踩走上去，底下就会喷溅出来黄泥水。但是这么举手之劳的修理，就没有人去改变它。脚步灵活的人一步跨过，他还自以为高明地看人家的好戏。其他人也是同样。自己今天走过去了，就与自己无关了，就是不想明天还要走同一条路。
　　老黄牛用一根长尾巴偶尔扇动几下驱赶蚊蝇，它对蚊蝇侵扰已经习惯了。中国农民用一把破蒲扇驱赶蚊蝇，这是本能简单的方法。夏天晚上听到最多的就是“啪啪”的拍打大腿和脸部的声音。他们就是缺乏如何以改善环境的方式来消灭蚊蝇。
　　这种超强的遇事忍让是残酷的现实生活中练就的本事，是长期无奈的一种习惯，是农民对付物质匮乏的唯一处事方式。
　　遇事忍让的特点决定着中国农民的性格是平实的，温和的。经济地位的弱小决定了农民们思想弱化，硬不起来。他们像水牛，慢吞吞没有脾气又不知劳苦；他们对暴躁的马避而远之，那是另一种格格不入的气质。他们喜欢愚公这个老顽固，膜拜他，却对善于应变的智叟看不惯。
　　乡村长期的生活环境决定了农民的隐忍个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进一步强化，直至到老年的时候隐忍成了一种本能，而不是意志的体现。思想上，他们越来越没有自己的观点，不会冲动，禁忌越来越多，宗教膜拜越来越强。生活中，他们走路慢手慢脚，没有了雄赳赳气昂昂。他们的笑脸越来越多，呵斥越来越少，身体也跟着个性的压抑而萎缩。
　　中国的传统哲学基本上是压制自我的。儒家重视的是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处处检点自己的行为，并有具体的道德来约束自我，如有不对就怪罪甚至是鞭打、惩罚自己，不断自省自己，这种内责式的修身使自我的空间不断缩小。存天理，灭人欲。天理在哪里？只能从古人的美好思想中去总结，业已存在的好观念中去留存。自我提升的思想很容易成为人欲被批臭，没有出现过的标新立异很容易被贴上异端邪说。人们只得否定自我去感知天理，只能忘记自我去听从天理。
　　中国传统的法律以皇权第一为原则，是一种上对下的统治规则，而不是平等的约定。传统意义上的法律是上层建筑管理的需要，根本目的不是让个体获得尊严。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的儒家新解说，把世间的权力收归天所有，然后由代言人——天子皇帝来运作权力。当一项法令颁布的的时候农民们看到的全都是这个不能做，那个不准干；这个要坐牢，那个要处斩。没有给农民们可以商榷讨论对质的余地，想不接受那是不容许的。中国农民从没有参与这种法律的创建工作，他们只是这种管理体制下生存的人。在法律价值天平上农民是渺小的。天平总是向一边倾斜，农民们处的这一端不足以抗衡另一端的质量。所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本身就是现实中农民与王子不同法律地位的存在，没有一个人敢宣称皇帝犯法与庶民同罪。皇帝假惺惺的己罪书只是提升了皇帝道德，而不是惩罚自己。不对称和上下命令式规定制约了农民的权利，普通个人的自我存在空间可想而知。
　　中国农民一直认为自己是渺小的，在社会事务中不配扮演大角色。自信心的缺乏是一方面，内在的自我压缩是一方面。一个农村家长总是严格地对孩子说：大人说话，小孩不要插嘴。渐渐的小孩就会压制自己的想法。这种情景其实也就相当于上层建筑对中国低层农民的态度。上面有随意所为的权力，下面没有参与的份。因为自己的权力来自于天，不是来自于低层农民的赐予，这样上面行使权力的时候就不会忌讳农民的反应。一个对老百姓仁慈的君主最希望看到下面的百姓对他感恩涕淋并磕头下跪，似乎是他给下面的人带来了所有的幸福。暴君从来不会感到自己对不起老百姓，相反，以更暴的形式对待不听话的低层人。向下横征暴敛，又对偶尔的救济希望下面感恩。吃的拿的是老百姓的，却是一付老百姓衣着父母的心态。
　　自我渺小的中国农民欣赏权威，听命于权威。这个权威可以是远在京城的皇帝，可以是近在眼前的长辈，也可以是飘渺虚无的某一尊神灵。他们认为没有权威就是没有秩序，没有秩序就会有各式各样的猴子称王，猴子称王对安分守己的农民来说可不是好兆头。及至上世纪初最大权威——皇帝埋入了历史，中国农村尽是乱象，地痞流氓、胡子强盗成了农民们的噩梦。消灭这种乱象的最好途径还是来一个以暴制暴的皇帝。
　　自我的渺小使中国农民精神内敛，神态畏缩，声音轻微。真如一个人所说，精神内敛的中国农民眼神总是不敢正眼面对自己高贵的对方。他们不愿参与社会事务，不是因为自己的冷漠，而是因为内在的低卑感让他们不敢产生这种的思想和行为。自我渺小使中国农民普遍缺乏自信。他们对周围总是抱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谨小谨微，疑心重重。那些有背景的远道而来的人物往往可以获得信任，所谓远来和尚好念经。那些小道消息往往可以搞得人心惶惶。自我渺小使他们专注于自己的一亩三分田，每天都是在里面打转。他们也变得不爱管闲事，即使这种闲事其实也可能会对他产生影响。只要离自己还有一些距离，就能躲就躲。在民间，缺乏打抱不平的人物少之又少，能够及时的遇上鲁智深、武松等人只是小说的巧合，在实际生活中很难。农民常说：劝架吃巴掌，吃力不太好，还两边得罪。还有的人说，管闲事就好像是把别人的棺材板扛到自己家里来，自找晦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