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道光登基黜华崇实禁陋规
　　节俭建陵一时疏忽埋祸根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晚戌时，61岁的嘉庆帝带着未能完成的强国梦因病去世，民间传说是因雷击而死。皇子绵宁顺利继位，名字按例改为旻宁，年号道光。
　　道光帝即位后，兢兢业业、孜孜以求，希望保住大清基业，扭转颓废趋势，重图振兴。道光帝是个很矛盾的人，既像父亲嘉庆一样保旧守成，但有时也锐意求治、改革弊端，因此他一方面重用缄默守位、善于揣摩迎合的政客，将曹振镛列为首辅，另一方面，也起用以英和为代表的改革派。这样看来，道光帝在守成的基础之上，还是想做些事情的。道光帝任命英和为命为军机大臣，并调任户部尚书，英和竭诚献策。
　　道光帝对吏治败坏有所察觉，地方官员出巡有“站规”，“门包”，常时更有“节礼”，“生日礼”，年度有“帮费”，升迁调补有“私相馈谢”。道光帝以身作则，下令限制地方官吏向朝廷进贡，希冀以此杜绝地方官吏借此机刮民财，中饱私囊，但收效甚微。
　　一日朝议陋规。陋规在当时官场已默许的普遍现象，是指除法定赋税、正当收入以外的非法或半合法收入，其实就是程度不同的贿赂，表面上受益者是部门，实际上还是个人。雍正帝曾增加办公经费和官员收入，以禁止陋规。但乾隆朝以后，随着物价上涨，陋规又开始泛滥。陋规由来已久、名目繁多，早期是以办公经费不足为由，致使各省、府、州、县等官员另谋他径。朝廷不认真追究，纳税户也接受了，形成了官场子潜规则。后来，慢慢官员们借此贪污受贿。陋规名目越来越多，数目越来越大。
　　英和上呈清查陋规的奏本，引起道光帝重视。
　　道光帝问：“陋规到底能有多少？”
　　英和答：“具体名目有多少没人统计过，名目繁多。其它不说，现在督抚出巡有站规、门包，平常有节礼、生日礼，按年有帮费，升迁调补也有礼。”
　　道光帝问：“这些钱从哪里来？”
　　英和继续说“这些礼规层层向下索要，州县官只好向下摊派，最终还是在百姓以各种名目征收而得。州县官员对上还振振有词地说，之所以加倍征收，是因为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开销越来越大。督抚藩臬也不会深究，反正大家都有好处，也就不在意打着陋规旗号攫取民脂民膏了。各级官员层层如此，百姓怎能吃得消，陋规危害是越来越大。”
　　英和看道光帝听得仔细，接着说：“许多地方官员遇到交陋规多的富户交涉事件时，就完全站到富户一边，判案也失去公正。有的富户因此称霸一方，为非作歹也无人过问，倒也乐得交这些陋规。”
　　“真有这事？”道光帝感到惊讶。
　　英和说：“前朝曾查出闽浙总督衙门第一任总督收受盐规都在2万两以上，两广总督收受盐规达3至5万两，而两淮盐政衙门每天花销约120两，一年也有4万多两，这些费用全部来自陋规。”
　　曹振镛说道：“陋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各级衙门光靠朝廷拨款是难以维持正常开销的，前朝已定下‘永不加赋’的国策，百姓税户也早已认可了陋规。陋规虽名为‘陋’，实际上已是地方官员行政开销的重要来源，已成了默认的‘官规’。”
　　“曹大人此言差矣！陋规现在已给社会带来了灾难。比如国家每年从江南运送京师漕粮约400万石，而江南每年都付出1400万石，其中1000万石都进了官吏、旗丁及各类衙役腰包。另外户、吏、兵、工四大部，每年陋规都约有千万两，地方各省的数目只会更多。陋规现在已经暗暗地合法化，但用途不清、去向不明，缺​乏管理，最后往往会落入个人腰包。”
　　道光帝听得都快要站了起来：“真有这么严重？就没人举报吗？”
　　英和说：“乾隆十七年（1752年），漕运按区域划分为100多个船帮，每个船帮约有五六十条船，总共就有7000多条船。巡漕给事中查看江西铅山帮头船时，发现了陋规账薄，由此又发现上一年及赣州、吉安、浙江宁波等船帮沿途需索账簿。先帝得到奏报后，本想对相关人员严厉处罚，但后来又全部宽免了。”
　　“这是为什么呢？”道光不解地问。
　　曹振镛抢着说道：“先帝令漕运总督瑚宝订立章程，整顿陋规，分别应裁、应给各款数目，希望就此将漕规合法化。章程酌定时，仍将许多陋规名目纳入，先帝才知道那些陋规银两，尽管属于侵渔，却不是营私纳贿，终究是相沿已久的陋规，才下令就那些官员全部宽免。臣以为陋规存在已久，至今得到默认，就肯定有其合理之处，其间虽有人提出各种方案治理，但都无功而返，有的反而加重百姓负担。在没有完善的改革方案之前，切不可轻举妄动。”
　　“陋规祸国殃民，有些完全可以马上严查禁止，最终才能严禁所有陋规。”英和说。
　　“英大人有何高见？”曹振镛有点阴阳怪气。
　　“雍正朝的耗羡归公就收到很好成效，现在只要我们君臣一心，就一定能清理裁革这些陋规。”英和说。
　　道光帝说：“各地陋规都以奉廉不足为借口，一年甚于一年，数额越来越大，甚至有些侵贪赃私，也作陋规。长此下去，危害难以计算，难道非要到病入膏肓的时候才整治吗？众爱卿对治理陋规有何办法？”
　　曹振镛等人看出初政的道光帝对整治陋规的决心，都不说话了
　　英和说：“结合以前经验，臣已编定细则，将陋规明细固定化，并严禁了一些陋规，请圣上定夺。”
　　道光帝看后十分满意，随即发谕旨令各省督抚发表意见。
　　曹振镛的意见没被采纳，心中有点不舒服：“英和这小子，真不知官场的深浅，早晚还要吃苦头。”曹振镛联络汤金钊、陈官俊、汪廷珍等大臣先后上奏，表示此事不可行。直隶总督方受畴、四川总督蒋攸銛也借进京觐见之机，奏陈不可。两江总督孙玉庭上奏：“一旦将陋规纳入合法征收范围，就是向百姓加征赋税，而且以此作为官吏办公费用，势必涉及舟车行户，有失政体。”
　　道光帝没想到朝臣和封疆大吏对陋规改革均持否定态度，只好收回成命，承认自己执政经验不足。曹振镛等人反退为进，英和因此也被免去军机大臣，再次成了替罪羊。英和本想进步整顿漕弊，提议海漕取代河漕，根治漕规，也只好作罢。
　　此时，陶澍因蒋攸銛举荐“治行为四川第一，堪胜大任”，进京觐见后，调任安徽布政使，不久又擢授安徽巡抚。离京前，陶澍专门看望了英和，并提醒：“以后一定要考虑奏本的可行性，必要时，尽可能地联络多些官员联名上奏。”
　　英和开玩笑地说：“你不是让我拉帮结派吧？”
　　“你已经是改革派啦！”陶澍说，还专门送给英和几本致学经用的书籍。“致学经用”是道光年间兴起的学派，主要思想特点有：鄙弃空谈、注重实践、强调学以致用；讥切时政、揭露时弊、主张兴利除弊；重视现实、倡导改革更法；重视商人、提倡农商并重。
　　道光帝知道委屈了英和。在英和五十岁寿诞之日，赐给红绒结顶冠，明黄面貂褂，明黄辫朝珠，明黄辫大荷包，四开衩蟒袍、锁子甲，明黄带长柄腰刀等物。道光二年（1822年），英和任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
　　道光帝面对江河日下的局面，无从下手。恪守祖训、小心保守的个性，一些小改小革和虎头蛇尾的举措，根本见不到什么成效，反而使他更加守成谨慎。既然在政绩上难有建树，“黜奢崇俭”相对而言还是容易做到的。
　　道光帝身体力行，提倡以“节俭为天下先”，取消南巡和木兰秋弥，只在南苑行围。他自己御膳不得多过四样菜，有时只要一碗豆腐烧猪肝，皇家御宴上一人只有一碗打卤面，听说冰糖肘子要好几两银子，也就舍不得吃了。道光帝带头穿打补丁的衣服，许多朝中大臣故意将朝服打上补丁上朝，上行下效，一时间竟引出京城王公显贵穿裘皮却不外露毛皮的新潮，有些旧衣服卖得反而比新衣服贵。官员们私下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依旧。
　　道光登基之后，就开始选择陵址。按照乾隆“兆葬规制，迭分东西”的谕旨，既然祖父乾隆葬于东陵，父皇嘉庆葬于西陵，那自己就该葬于东陵。于是，他在登基不久就匆忙降旨：“国家定制，登基后即应选择万年吉地。嘉庆元年奉皇祖高宗纯皇帝敕谕，嗣后吉地各依昭穆次序，在东陵、西陵界内分建。今朕诏登大宝，恪遵成宪，于东陵界内绕斗峪（后改为宝华峪）建立吉地。”道光帝派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戴均元、尚书英和、侍郎阿克当阿全权负责办理陵寝工程，并定于当年十月十八日破土动工。庄亲王等人接旨后，虽然国家财政紧张，但还是想集中大量财力物力兴建陵寝。
　　英和建议道光帝效法汉文帝薄葬的典故，终于得到道光帝首肯。道光帝决定由英和主持宝华峪工程，下旨：“总以地臻全美为重，不在宫殿壮丽以侈观瞻”，“一切工程务使朴华”，并明确表示：“宝城内月台碑亭等工程酌量裁减，地宫内之起脊琉璃黄砖头停，金券内之经文佛像及二门柱俱行裁辙，其石像生一项量为收小，井上石栏毋庸起建亭、座。”
　　英和主持宝华峪工程后，精打细算，任劳任怨，将一些不必要的开销能减则减，能省则省。一些过去承接皇家工程的官员从没有碰到过这样的认真和节俭，本来能从工程中可得到的好处，都一一落入落空，暗地里气得直骂英和坏了他们的好事，有的还上奏说英和的坏话。英和却坚持从简节约的建陵原则，严堵了许多财务漏洞。就是这样，一些官员还是这缩减的工程中，瞒着英和，集体偷工减料、贪污中饱。
　　在施工中，陵寝北面墙帮间发现有石母石滴水，英和下令筑石拦挡，使水从旁边绕过。看到滴水绕过陵寝，英和认为两旁安设出水的龙须沟了就没用了，以“土性甚纯，无泉石”，“龙须工程可以停办”等语上奏道光帝，以节省费用。英和有时因公务繁忙，就让督工牛坤现场负责。
　　牛坤虽也尽心，但毕竟工程较大，一些官员是集体地偷工减料，难以一一监督。就是因为英和一时的疏忽，差点后来因此“刑将大辟”，酿成大祸。其实，这些偷工减料的幕后策划者正是尚德勒。
　　宝华峪皇寝工程费用因此比旧制有所裁减，节约了开支。道光帝看到了上奏英和偷工减料、盘剥劳工的奏折，加上皇后及皇室成员觉得堂堂大清皇陵不应该如此节俭，搞得有点寒酸，就算财力再吃紧，皇陵是皇家脸面，再困难也要有个气派，更何况现在还国力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就算按旧制将陵寝建得富丽堂皇，也未尝不可。
　　与父亲一样，道光帝生性儒弱，想到自己百年之后的归宿如此简朴，心里也觉得有点不平衡，于是就召英和讯问陵寝工程进展情况。几句话后，英和终于听出了道光还是想按旧制将陵寝建得奢华富丽。
　　英和对道光说：“臣以为，圣上的黜奢崇俭是振兴我大清基业的圣明之举，不可半途而废。现在国家财力有限，只有将钱用在治河赈灾上，得到百姓的拥护爱戴才是真正的皇家体面。”
　　“但是陵寝也不能有失皇家气派啊！”道光帝说。
　　“那是当然，面积大小规格都是按旧制，不比前朝小，只是精减了其中的一些赘琐的陈设布局，绝不会失气派尊严，工程已经过半，臣等认为以后的皇陵完全可以按此规制兴建。先帝们会理解圣上良苦用心，皇子皇孙们以此为鉴，必定以民为重，继续重振基业。此实乃我大清壮举，实乃百姓幸事，圣上也会因此载入史册。”
　　道光帝本来有所动摇，听了英和一翻话，顾虑少了一些，虽然还是有点不甘心，但只好说：“是皇室国亲们近日闲言颇多，你小心从事就行了，千万不能出差错！”
　　道光帝本想英和能够领会自己心思，还是按旧制建陵，也不会多出如此多的口舌风波，但没想到英和给自己戴上了高帽子，自己也下不来，英和说得也有道理，更何况工程已经过半。于是，道光帝表面上对英和是赞誉有加，心里却想：“英和啊，你真是太不了解朕的心思啦！”
　　宝华峪皇陵工程因英和的一时疏忽埋下了祸根，英和差点为此断送了性命，这是后话了。
　　道光四年（1824年），英和主持《仁宗实录》完成，被加封太子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