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应二年十月初二，天阴，蜀州边界，广平郡，今重庆市东南部一带。
　　行军路上飘起了小雪。
　　这天气也真是奇怪，按节气来说，这才刚到初秋的时候，应该是秋高气爽，令人振奋的天气，却下起了小雪，这实在太稀奇了吧？
　　刘昌下令就地扎营。
　　他这么做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将士们现在已经十分疲劳，一旦安顿下来，首先行军能力就降低了很多，如果这个时候杀出一路伏兵，要么就是全军覆没，要不就是大败，退回蜀州城，然后狼狈的逃回司州。
　　第二个，现在是小雪天气，很容易得风寒，那这好几万精兵就变成了一堆老弱病残，哪怕是说3个时辰前就已经预知贼兵调动，估计也无法全部撤走，最后的结果还是会退回蜀州城，然后狼狈的逃回司州。
　　刘昌虽然有谋略，但是他毕竟还是关系户，归根结底还是富家子弟，缺少临战经验。
　　上述两种情况都是最好的情况，最有可能的是两种情况一起出现，但是，此时的刘昌还不知道。
　　在大约2个时辰之后，敌军从营地突袭，双方硬是打了场突击战，具体情况已无法考证，战争结果是：敌军胜利，梁军被全歼。刘昌也没有办法，带着妻子轻骑仓皇逃走，史称“仓遁”。后来逃到了四川，结果被西宋城防军杀掉了。
　　讽刺的是，这突袭的敌军正是蜀州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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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京师也发生了异变。
　　这天正是天命节，就是开国皇帝的诞辰，全体官员休假。
　　皇帝作为最累的人，当然是想在此时休息一会。
　　这天中午，车驾启临杭州。
　　这次梁武帝迫于形势也想带点人出去，中间发生政变自己回去也能好好处理，他在路上批发了一封诏令，诏刘昌部（禁军左部）抽调3万个人来“护驾”，这时正是刘昌下令就地扎营之时，政事堂那边没有得到军事情报，自然是扣住不发，这就形成了一个尴尬的局面：皇帝等了三四天了，勃然大怒之际，他竟然还不知道蜀州兵败的局面。
　　怎么办？这梁武帝是打死了都要这么“东巡”一回，心一横，自己带着300个随从，十几个太监，再加上目前留守洛阳的重甲部队，上路了。
　　在这时也可以对梁帝对朝堂以及地方的控制力式微管中窥豹。可怜皇帝只能带着自己当年的底子上路，史称“泪奔”，擦着眼泪去杭州了。
　　研究史学总是喜欢把一个人物贴上标签，就像我世的唐太宗，就非得把他说成一个谦虚温和的好脾气皇帝，殊不知唐宗征突厥之豪爽，玄武门之变之果断。
　　唐宗是矛盾的，梁帝也是矛盾的。
　　一方面，他心里那股年少轻狂的冲劲还在，另一方面，他已经看透了世态炎凉，更是对现在的世界十分绝望。这种看似相互矛盾的东西结合起来或许才是真正的历史人物。
　　好了，话题先打住，且说梁帝东巡。
　　就在经过浙江的时候，梁帝来到军帐之中，说道：“尔等敢肝胆相待乎？（你们敢和我说真心话吗？）”
　　这支梁武帝当年打天下拼出来的一支精兵，此刻却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吾等在皇陛之下安之所息，怎敢欺君？（我等在皇帝脚跟子底下工作，怎么敢不跟您说真话？”
　　梁帝摇摇头，不停着叹息着，走出了军帐。
　　此时可以想象梁帝的孤独。梁帝一生不纳一妃，在老太后走了之后，他更是变得越来越消极。没有人会跟他说真心话。
　　我世有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整个经济体系都是建立在人的唯利是图之上的。”
　　没错，人类追求利益，梁武帝的内心并不强大。他还需要一个能够倾诉的对象。
　　换句话说，他永远是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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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皇帝下诏，大赦天下，免蜀州一地3年租税，皇帝“重甲军”加饷，每人3石。
　　重甲军一直对于军饷颇有微词。他们是随着梁武帝曾经出生入死的人，自然也想有一些特殊待遇什么的。这时，人的唯利是图又发挥了作用。
　　军队需要发更多的军饷！
　　当时梁武帝把这份奏折摔在了地上：“你们这群畜生，年年灾荒，粮食年年减产，你们还想要军饷？（汝等如畜也！贼宋大中3年至我梁天应元年，灾荒已逾3年矣！汝等竟思加饷？”
　　从此，和梁帝亲密无间的重甲军就这样有了间隙。
　　这道诏书就像是气话，也像无可奈何的无奈话语，久久萦绕在大梁国民的心头。
　　此时的重甲军将士们应该有了些许愧疚之心，他们看到了梁帝的孤独，却无力解救。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迟早要来的政变到来之时，拼死守护梁武帝直到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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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变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王达调派西凉兵代替蜀州厢军，在禁军左部前往扬州地途中突然袭击，禁军左部。
　　远在杭州地梁武帝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号召天下勤王，一人未到。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
　　王达率领西凉兵攻破杭州城，劫持梁武帝，重甲军对阵西凉军，西凉军以人数优势碾压重甲军，重甲军被全歼。
　　禁军右部回防，遭到与王达事先缔结好条约的薛延陀攻击，被全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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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梁朝军队忠于梁武帝的军队被全歼，王达篡夺帝位，改国号为“乾”，改元靖国，定都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