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晋，成为一个士族名士，光靠吃药、喝酒、穿宽袍大袖还远远不够——至少在玄学早期是远远不够的。作为名士，作为玄学的清谈客，作为名满天下的玄学清谈客，你必须得用玄学思想去清谈。不会清谈也只是写山村野夫走出来的凡夫俗子。
　　东汉末年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分崩离析，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学也开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这种论辩犹如后代的沙龙，风雅名士（以嵇康、阮籍为代表赫赫有名的“竹林七贤“恰是魏晋风度的化身），聚在一起，谈论玄道，当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玄学至东晋后不减反增更是风行，王弼《周易注》在南朝立于学官，南朝宋齐两代的官方四学都包括玄学，梁、陈两代又盛行讲论“三玄”之风，故而东晋南朝都应当是玄学的流行期。关于唐代的学术，过去人们都说是兼行儒释道三教。现在看来，唐朝的官方学术与民间学术应有不同，官方学术包括经学与道学，经学即五经及《论语》、《孝经》之学，其中《周易》用王弼注，《论语》用何晏的《集解》，这完全是玄学中《易》学的延续；唐代道学、道举尊崇《老子》、《列子》、《文子》、《庄子》四部书，四部书都称为经，这种道学可说是玄学中的老庄学的发扬或放大[2]。玄学至宋朝中叶被宋明理学取代。
　　自东汉乱世群雄并起，汉王朝的“独尊儒术”代表的儒家大一统文化被连年的战争破坏殆尽，残酷的战争不仅收割活生生的生命，文化的传承也开始了断层或者可以说是道家文化的传播极大冲击人们的思想。
　　战乱之中，生灵涂炭，寻求解脱的人们开始感叹人生苦短，黄巾军虽然被群雄所灭，但是大多数黄巾军都是被收编在三国时期豪强自己部曲军队编制中，最重要的是，道教的崛起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张道陵所创的天师道开始走进千家万户，从上层渐渐崛起的士族到下层的庶族百姓寒门，清静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走进人们视线，因为在战乱的很多年里，无论是谁都面临着未知的死亡，人们渴望自由的之道，西晋建国初期，崛起的士大夫开始轻视礼教，挣脱束缚追求放达任诞，以来可以逃避现实，以来避免卷入纷乱不断的政治漩涡。士族之人走上了一条追求享乐，放浪形骸之路。
　　魏晋人人士为什么风流，那是因为风流之辈看得见身边触手可及的死亡，只有绝望的人们才会无视什么礼法和规矩，而有些人之所以怀有一丝希望，是因为他们看不见死亡。
　　还有一些看得见死亡却装作看不见的人们不是要称王称霸就是要游戏人间。比如称王者比如王敦桓温之流。桓温第一次北伐失利而回，就发出感叹道：“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的名言，士大夫中游戏人间的代表团体比如“竹林七贤”。七人相聚山阴竹林喝酒清谈。七人有七中性情，最后竹林七贤分崩离析后，有人愤世嫉俗继续在苦闷中放荡不羁，有人开始追求富贵利禄，嵇康对于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采取不合作态度，崇尚老庄，讲究服食养生之道，同为竹林七贤的好友山涛投靠司马氏政权后协力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临终时弹奏《广陵散》赴刑。阮籍本有济世之才，司马氏独揽朝政后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在家闭门读书，在外登山临水，清醒时来个酩酊大醉，醉时来个沉默不言，司马氏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强迫他入朝为官，作为步兵校尉，人称“阮步兵”，阮籍猖狂藐视礼法以求司马氏罢免自己，但事与愿违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阮籍没能想嵇康那样被人陷害。
　　山涛，字巨源，是竹林七贤最年长的一位，与他而言，或者才是王道，后来出仕与司马氏政权，劝诫嵇康是被嵇康一顿臭骂，嵇康与之绝交。
　　向秀在嵇康被杀害后，硬着头皮应证到洛阳为官。这是一位不爱喝酒爱看别人喝酒的主。看嵇康喝酒。嵇康亡故后，听到邻人吹笛，其声凄美参测，一时间悲从中来，想起好友嵇康为他写下《思旧赋》。
　　刘伶，一代酒神，西晋建国后为官无为而治被罢免，而且嗜酒放浪，有一次家有来客造访，这位刘伶赤身裸体的在室内喝酒，客人浓厚的一脸尴尬，讥笑刘伶，刘伶满不在乎的回应道：“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内裤），诸君何为入吾裈衣中”。
　　另一位阮咸，是阮籍的侄儿，别人喝酒用酒樽，他喝酒用盆，而且效仿猪的样子喝，边饮酒因弹琴，被亲戚笑赞“与豕同饮”，阮咸也号不在乎。
　　竹林七贤最后一位，王戎是最小却最庸俗的一位，阮籍最看不上他，每次大家相聚竹林饮酒，这小崽子都来抽热闹，阮籍认为王戎虽聪颖擅清谈，但却透着一股铜臭味道，叹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西晋武帝时，果然入朝为官，后来聚敛钱财无数，最逗是每晚都要清算自己的钱财数目，自己家果园的李子树成熟后贩卖，命令下人挖去李子核，防止他人回去种植。世人闻之无不讥讽不已。
　　魏晋风流，不如说是一种风度，一种在仕途上走投无路的无奈抉择，国家更迭，暴政迭起，儒家文化轰然崩塌弃之不用，士人的世界观还未重建，居庙堂之内是与之同流合污，处江湖之远是穷途末路，嵇康的绝响也只是在朋友之间弹出竹林之人不同的心声选择，阮籍携酒驾车远行，信马游缰无定处游荡，竟然也会马至无路而停，吗打着响鼻甩着马蹄嘶鸣，人抱着酒坛子放声大哭，没有出路，走不出历史的奈何，政治的黑暗带入士人大夫走进了不谈国事而玄理清谈的无奈境地。
　　谈论玄学老庄，追寻个体生命的价值，自我的觉醒。两汉时期儒家仕途强调让人担起天下和历史的责任感，辣子政治上的黑暗氤氲让传统的士人专注于精神上的自由，不再自我束缚。
　　人们开始寻找结局时局与理想的矛盾，在万物之理中老庄的无为思想走进人们视线。开始对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考，混乱的人生的有个解释，何晏开始注解《道德经》，提出宇宙本体是超言绝相的，是天地万物形成以前就存在的……王弼著有《老子注》，希望从现象世界中探索世界背后的本质，郭象著作《庄子论》提世间万物中每一物都是自然独化于玄冥之中，每件事物的诞生都是独一无二的本源于玄冥显现。
　　无论何时，生与死这个命题大家都是最关注的，西晋短命，士大夫开始走向清谈极端，不再过问政事，更多的人以“清谈之名”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名誉，清谈误国之耻的烙印在西晋的国土上。东晋大将军桓温在北伐是大声发出：“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面对西晋的亡国之痛，南渡后的士族与南方大族共同扶植东晋王室，当然每个家族都是首先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为先。东晋之时，官员的清谈与治国两不误，代表人物是王导与殷浩、谢安等。清谈之名成为上层士大夫间文化交流，思想碰撞的平台，年轻时的王羲之不散与言谈，却也以清谈辩解有“骨鲠”之名，“清谈”在东晋成为士族子弟高雅集会必行之事，通常几个人拿着马扎围坐一起，针对哲学中的有和无、动和静、言和意、自然与名教诸多命题警醒深入讨论，辩论双方提出自己的观点，说出自己的见解，另一方提问，推到对方的结论。这应该是最早的辩论会雏形了。在东晋，不得不提的有异味清谈大家殷浩。王导在世时，宴请宾客名流，与年轻的殷浩辩论只三更半夜，众人一句话也插不上嘴，而当时的桓温初入仕途也在场聆听，桓温那是还是个毛头小子，在清谈之事中还是个初窥门径的新人。而那时候的辩论界天才殷浩已经是个哲学界的博士。让大家跌破眼睛的事情发生了，殷浩清谈水平甚高，在东晋官运亨通的他做到司徒长史是毅然决然的选择辞官，隐居母亲陵墓长达十年之久，一时间名流之间惊讶的炸了锅，无数的名流劝他出来继续做官，殷浩一一推辞谢绝。
　　当时的人们给予殷浩管仲诸葛般的评价，他是东晋历史上第一个得到如此之高评价的隐居人。在他之后，第二个得评价的是一代名相谢安。可以想见殷浩当时的名声是如何的响亮，民谣唱曰：”殷浩出，则晋兴，殷浩隐，晋室危。”于是殷浩一边隐，朝廷一边劝其出山，十年来，殷浩的名声越来愈高，殷浩出仕前朝廷三大巨头已经全部作古，另一位清谈名士司马昱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辅政王叔，同为清谈爱好者的司马昱决定拉拢过来殷浩为自己所用。声望与日见高的殷浩终于在永和二年，在会稽王司马昱的书信邀请下，在当时太后的父亲褚裒跌引荐下，出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而对于当时的百姓来说，听说殷浩终于再次出山为官，各个泪流满面，士子们也都是奔走相告，国家有救啦！司马昱二话话没说，把北伐的主帅重任交给了殷浩手中，而数次上书陈说要北伐的桓温被直接无视，凉在一旁，（求桓温此时心里的阴影面积得有多大）。而桓温年少从军入庾翼军帐下担任前锋，又西行孤军深入平灭成汉政权。北伐的统帅临阵不就是自己吗。什么叫煮熟的鸭子飞啦，桓温这下是身心都有体会啦。殷浩沉寂十年的韬光养晦生涯终于结束。这颗历史上匆匆而过的流星现在蒸发出耀眼的光芒，等待他的是不仅是北伐之战的惨败而归，而是身败名裂的羞辱结局。在世间，一个人最难逃避的是什么，是命运，我们站到历史典籍面前总是为古人担心，而他们却浑然不知未知的危险，这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每个人莫不是看他人清醒，自处于己还浑然不觉。等待殷浩的是什么样的北伐战争。历史就是这样戏剧的捉弄他不了了之的走向了晚年少人问津的离世岁月。
　　对于清谈，殷浩北伐失利后，被贬为庶民，移居东阳郡，一门心思钻研佛法，以图借助佛法摆脱烦恼，修习智慧，日夜诵读《维摩诘经》和《小品》。从高高在上的顶点一下子丢落至谷底，在无翻身的可能，与殷浩而言可不是心灰意冷那么简单，佛经能够解决仕途上的问题吗？答案是否定的。
　　汉魏之际，佛教渐渐传入之中原，当时的人们笃信道教神仙之术，认为佛教也是一种神仙方术，而在士族间传播开来，佛家弟子为了传教就有了老子化胡之说，老子在道家的神话世界体系中就是太上老君，老子化佛教化胡人，东晋名僧之道林在名流间阐释佛经也是借用庄子思想，当时名士口耳相传，也有名士专注于翻译佛经，大乘佛经偏重修行“般若”（智慧），小乘佛经强调禅法，注重“守意”。至唐中期，禅宗发展到六祖慧能，启人智慧，不著文字，讲究“顿悟”，字佛学东渡只中原大地就在此处生根发芽，融入了中华特有的文化，在东晋儒道释三家并存，人们的思想开始这三大熔炉中洗涤这自己的灵魂，只有破而后立的自由才有来日缠烂多彩的文化传承，尽管来自政治的黑暗让士大夫们看不到光明，东晋后，皇权衰弱，士族间军权当道，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代言人，坦然的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冲击，米欧不是为了能活出自己的精彩价值。人性的枷锁第一次彻底的在两晋打碎。
　　为了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东晋的士族子弟开始模仿之旅，其中之一就是“饮酒”，东晋人士大多无酒不欢，三日仆射的周顗周伯仁因酒误终生，在痛苦的时代也唯有酒精的麻醉能让人忘却失去的故乡故土，忘记背井离乡的避难，忘记羸弱的朝廷，动乱的战争，第二件事就是“行散”，也就是服用“五石散”，这种中药散剂又名“寒食散”，这个药方本来是治疗伤寒病症的，有五种石头作为主药，在辅佐以若干它药，这五种石头分别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经过三国时魏人何晏的改良有了其他的作用，就是让人吃了可以壮阳，强体力，增加皮肤的敏感性，这可是变相的春药啊，在他的影响下，五石散开始流行起来。
　　虽然他毒性很大，但是拦不住人们对它的热情，为了把五石散中的毒素发散出来，人们总结三点方法。
　　其一就是服用五石散后不能躺下，的赶紧锻炼身体，加快汗液蒸发，让血液流速加快，称之为“行散”，所以会看不到大半夜魏晋名士身穿单衣，敞开怀抱，披散头发光着脚狂奔，这不足怪，这是名士们正在“行散”。
　　其二，不能穿厚衣服，不可以吃热东西，并且穿单衣，服用凉食或冷饮，越凉越好。因为五石散的药性是燥热，必须用寒性之物冲淡药物的热性，两者中和，否则会吧自己的内脏烧坏。士族们总结出十二字口诀：寒衣、寒食。寒饮、寒卧、极寒益善。
　　其三，必须配有热酒，为何会是热酒呢，因为酒主挥发，热酒进入体内会加快挥发，魏晋爱酒人士本来就多，由此一条，喝酒成了行散的必备方法。
　　这种行散的生活方式知道唐末任然存在，然而，中毒人士大有人在，有人直接被毒死，有人中毒后直接变哑巴，有人积攒疾病后浑身溃烂，浓疮遍体，有的人直接七窍流血而亡，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因此后背溃烂崩裂而亡，王献之服用他身患脚疾，也是因此诱因不足五十早逝。
　　王羲之在晚年身体每况愈下，甚至自己也是服用五石散中毒的后果，对于道家子弟来说，服食是雨花登仙的最简单的修炼方法，在好友许迈的引导下，王羲之把目光放到了炼丹上，与王羲之同一时代的葛洪就是各种翘楚。
　　道教本就有内丹外丹修炼法门，内丹讲究的是以人体为炉鼎，精气神为药，利用道家呼吸法引导自己体内的大周天或小周天炼妖，最终在体内凝结成内丹的法门，一步《黄庭经》从头至尾都是在讲解道家修炼法门的入门纲领，通过疏通自身经络，配合呼吸法门修炼体内正气，最终达到道家追求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外丹，相对简单些，但也是更费力的一件事。外丹也被称作炼丹术，需用炉鼎烧炼金石之物，配制成药饵，来自南海的外丹分为三种神丹、金丹、黄金。服用神丹可以直接羽化登仙，成为长生不老的道士，金丹的作用也是差不多，唯有黄金丹却只能起到延年益寿的作用，当然不乏其中一些人服用后直接一命呜呼，有识之士会解释曰：“此人若不是心术不正则是道年不笃、亦或丹药失败。”后之来者还是前赴后继的继续炼丹，人人心中看着他人服丹失败，不会反思这是有毒的，而是陷入了死胡同，万一自己两处的丹药成功的，抱着这种想法的就有晚年的王羲之。
　　王羲之在辞去官职前后，还是走上了寻仙问道的的缥缈之旅，等到王羲之临世之前，知道他的身体因服用五石散和各种丹药后已经无药可救。然而未等到笃信方术的他幡然醒悟就已经撒手人寰。
　　可以说一代书圣之家，前赴后继的在王羲之走过的服丹老路上继续行走，子嗣中的王徽之也是因为长年累月的各种丹药最后落得后背溃烂而亡，王献之服用五石散落得与父亲一样的症状，中年之后双脚疼痛无比，根本无法走路。最后只活了四十三岁。
　　清谈、行散、这些名词早已经尘封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是太愚昧导致的恶果，而是因为他们太聪明，求解脱也好，求出尘羽化也罢，微球长生得人们自古以来就未断绝，并非他们惜命，而是在那样的时代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同黑暗中各自摸索前程，国家不知何岁月会覆灭，人们不知何年能安定，庶族与士族之间天堑般的鸿沟横在中间，强权的世界，黑暗腐朽的政治，你没别的选择，有几人能学竹林七贤的洒脱，可人们都只会看到竹林七子各自凄惨的结局，魏晋风骨的骨力不传世，两斤的风流不吹不醉之人。
　　如果用一首诗去形容他们苦闷的心情疯狂的生活态度，明唐寅的诗作恰如其分的表达了一切：
　　桃花坞裏桃花庵，桃花庵裏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折花枝当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须花下眠。花前花後日复日，酒醉酒醒年复年。不愿鞠躬车马前，但愿老死花酒间。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贱，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驰我得闲。世人笑我忒风颠，我笑世人看不穿。记得五陵豪杰墓，无酒无花锄作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