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习道论於黄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间，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曰：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彊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
　　当年太史公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当时主流学派都加以学习研究，并通晓各学派的要义。我自小不会打算，也没有树立正确远大的理想，等到沉迷赌博，陷入困境后想要迷途知返，才开始学习，只是希望从先贤们的学问中能够找到戒掉赌博陋习的方法。
　　又菜又爱赌的我几乎逢赌必输，每当发工资的日子，其他人都高高兴兴，但是对我来说，简直就是炼狱一般的磨难日，特别是赌瘾来了的时候，根本控制不住，会熬夜把自己的辛苦钱输光，不输光都睡不着觉。输光后，久久不能平静，又开始后悔，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把钱打给大哥或者父母保管，后悔之余，又不得不安慰自己人恒过，然后能改，这是最后一次了。
　　经常性疯狂的熬夜赌博，不光输钱，身体精神也会受到损伤，我自己都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会变成这样子。有时候，尝试统御精神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在赌博这件事情上反反复复，明知道赌博是陋习，网络赌博是程序，可以被后台控制，甚至可能被黑取不出钱，还是这样愚蠢的去赌，赌到心态发狂，赌到身体手脚心发烫，赌到输光所有。要说我贪婪吧！我早就意识到赌博没法赢钱，反而导致倾家荡产的却很多，可就是没办法控制住自己。一些心理学书籍上说，可能是因为内心没有安全感，才导致人会容易沉迷；也有的书籍说是因为内心的渴望得不到重视和满足导致的。
　　每当疯狂的熬夜赌博输光了之后，总有一段“贤者时间”，闲着也是闲着，学习吧！我那么聪明，总能找到戒赌的办法吧！不过，事与愿违，到今天也没有戒掉。
　　过完年回广州后，我没多少钱了，不过很快又发了工资，这一次，我学乖了一些，第一时间把钱打给大哥管着，让大哥每天发点生活费就行。打了钱之后，我松了一口气，不赌钱，我还是个爱学习的好青年。这次发工资，没有经历赌博的刺激疯狂，难得清静又空闲的时间，闲来无事，想到虽然这些年走了这么多弯路，不过今后的路还很长，也该好好梳理一下先贤们的学问，看看能不能找到戒掉赌博陋习的方法。
　　除却盘古开天地的远古创世神话，中华文明的起源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就从三皇五帝开始吧！
　　《尚书大传》将燧人氏、伏羲、神农列为三皇：
　　《韩非子·五蠹》：“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
　　《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易·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看到《尚书大传》把燧人氏，列为“三皇”之首的时候，我有些惊讶，华夏文明的最初开创者，居然不是什么因为仁义道德、文治武功，而仅仅是因为他智慧的发现了钻木取火，然后慷慨的将这一技术应用推广。不过想想又觉得钻木取火确实伟大，因为从那以后，人类结束了茹毛饮血的历史，与禽兽的生活习性区别开来。
　　所以说，因为燧人氏的智慧和慷慨，用一点小小的火花，就点亮了华夏文明。
　　接着又到了五帝时期，《长短经·君德》：黄帝者，顺天地之纪，时播百谷，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时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颛顼者，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砺；高辛者，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人而利海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帝尧者，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虞舜者，善无微而不著，恶无隐而不彰，任自然以诛赏，委群心而就制。故能造御乎无为，运道于至和，百姓日用而不知，合德而若自有者，此五帝之德也。
　　总的来说，三皇五帝时期，还属于氏族部落时代，部落也不大，类似于小国寡民。正如《道德经》中所写：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接着又到了三王时代，《长短经·君德》：昔三代明王，启建洪业，文质殊制，而令名一致。故曰，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修焉。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矫而变焉。文之弊也薄，则又反之于忠。三代相循，如水济火。所谓随时之宜，救弊之术，此三王之德也。
　　在三王时代，社会形态已经由氏族部落发展形成国家，社会管理方式也从天下为公转变为天下为家。
　　虽然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就有了仓颉造字的神话传说，不过目前汉字可以考证的历史，是殷商的甲骨文。文字的出现，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那以后，先贤们的智慧、经验可以通过文字得到更好的记录和传承。
　　随着文字的出现，又逐渐出现了书籍，《山海经》、《易经》、《黄帝内经》三部书被称为我国上古时代留下的“三大奇书”。
　　能被称为经的书籍，一般都有很大的权威性。
　　《山海经》包含着关于上古地理、历史、神话、天文、动物、植物、医学、宗教以及人类学、民族学、海洋学和科技史等方面的诸多内容，是一部上古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关于《山海经》一书的性质，众说纷纭。汉至唐时期，《山海经》的内容被认为是真实的，里面记载的山川河流甚至异物都是可信的。不过从明朝开始，《山海经》逐渐被看作是虚构的作品，由于人的认知不断提高以及明清小说盛行的影响，《山海经》的可信度逐步降低，被归入小说之流。而如今《山海经》中的许多事物又被证实真实存在。
　　《黄帝内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作，不仅仅是一部经典的中医名著，更是一部博大精深的文化巨著，以生命为中心，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讨论和分析了医学科学最基本的命题——生命规律，并创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包含着哲学、政治、天文等多个方面学科的丰富知识，是一部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百科全书。
　　《黄帝内经》接受了中国古代唯物的气一元论的哲学思想，将人看作整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宇宙万物皆是由其原初物质“气”形成的。
　　《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
　　《素问·上古天真论》概括了如何养生：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
　　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
　　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
　　今时之人所存在的不良习性，古人早就存在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年纪轻轻就有了很多白发。不过，处于当下这个社会环境，嗜欲劳目，淫邪惑心，愚智贤不肖，皆惧于物，焦虑才是常态，能做到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的人都很少，更何况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
　　《易经》，是阐述天地世间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包括《连山》《归藏》《周易》三部易书，其中《连山》《归藏》已经失传，现存于世的只有《周易》。
　　周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是中国本源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大道之源”，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易经·说卦》：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易经·系辞传上·第五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在我看来，《周易》所包含的思想可以被理解为周朝建国的基础理论。理论有了，就开始准备实践了，不过还缺少成就霸王之业的人才。后来，周文王在渭水之滨遇到了直钩钓鱼的姜子牙，与姜子牙谈论后大喜，认为姜太公是个奇才，说：“自从我国先君太公就说：‘定有圣人来周，周会因此兴旺。’说的就是您吧？我们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因此，称姜子牙为“太公望”。
　　《史记》记载，周文王时，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周武王时，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大公因功分封齐国，到齐国后，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太公望一生经历堪称传奇，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独立思考，也让他对社会和人性有深刻的认识。
　　太公望的穷理之路很符合：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人以愚虞圣，我以不愚虞圣；人以奇期圣，我以不奇期圣。
　　太公望的尽性也体现在他的著作里，《六韬》记载，太公望曰：“人性有仁、有忠、有信、有义、有贪、有狼戾。仁者，好与而不好夺，好赏而不好罚，好生而不好杀。忠者，不嫉不妬。信者，不欺，少恶而多善，众公而少私。义者，喜新爱故。贪者，好得好夺，不好利人而好败。狼戾者，喜刑喜杀。故人君之趋舍，合于仁者，万人安乐，君世世有国。合于忠者，贤士臣吏不为奸，而万民殷富。合于信者，君臣搭而令远者来。合于义者，吏治而民不比。合于贪者，民人流亡，国必更王。合于狼戾者，则杀不治，君失其天下，祸及子孙。故存亡，比君之治国也。”
　　对人性的认识，也影响了太公望对于人性的治理方式，也就是治国方式，《六韬》记载了太公望的治国思想。
　　太公望曰：“贤君之治国，其政平，吏不苟。其赋敛节，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不因喜以赏，不因怒以诛。害民者有罪，进贤者有赏。后宫不荒，女谒不听，上无淫匿，下无阴害。不供宫室以费财，不多游观台池以罢民，不雕文刻镂以逞耳目。官无腐蠹之藏，国无流饿之民也。”
　　太公望曰：“凡治国，主务举贤。故昔者汤之治国，举用伊尹也。人主不可以不用贤，不用贤则君臣乱矣。举贤而不用，是有举贤之名，而无用贤之实。”
　　太公望曰：“贵法令。法令之必行，必行则治道通，道通则人利大，利大则君德彰矣。世乱则吏犯法令而为，善其人重私而轻公，不敦朴而诈伪。是以法令利民之成俗。”
　　太公望曰：“法令通行而民俗利，民俗利而利天下。是法令之必行也，必行者民利。”
　　太公望曰：“其萌生于君。君不法天，而随世俗之所善以为法。随世俗所善以为法，故令出必乱，乱则复更为法。是以其法令数变，数变则群邪成俗，而君沉于世。是以国不免危亡矣。”
　　太公望曰：“礼者，明长幼，别贵贱，所以象德正也。仪者，所以辅正治也。故未足以大利其民者也。”
　　太公望作为周朝的开国和摄政的核心辅臣，武能安邦、文能治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崇高，其政治、军事想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除了太公望之外，同时期的周公旦也对周朝的建立和稳固做出巨大贡献。
　　《史记》记载，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
　　《尚书·大传》总结周公旦的功业：“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公旦的社会阅历没有太公望丰富，但是他的本性笃仁，很好的继承了文王的穷理之路，这也为他之后著作《周礼》打下了基础。
　　周公旦没有直接对人性做总结描述，不过从一些书中记载可以窥探一二。
　　《尚书・蔡仲之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为善不同，同归于治；为恶不同，同归于乱。
　　民心是无常的，只归附于那些对自己有恩惠的君主，所以统治者要注重德行，施行善政让人民得到恩惠，实现康济小民，让人民安居乐业。可以看出，周公也认为人性是趋利的，要不然不会归附让自己安居乐业的君主。同时，他也说了，如果如果施行恶政，会让民心不安，人性也会变得混乱善变，社会也会走向动乱。
　　《史记》记载，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
　　除此之外，为了实现“以德配天”，“永言配命”，周公旦制定礼乐制度。
　　礼乐制度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是嫡长继承制。
　　二是建立以“亲亲”“尊尊”为原则的礼治。
　　三是从“以德配天”衍生出的“明德慎罚”法治思想。
　　不难看出，太公望和周公旦的治国核心其实是任用贤能，任用贤能是解决吏治问题的最优解。
　　在人性上，两个人都认识到人性是趋利避害的，所以想要治理好国家，就需要在制度上保障人民受惠得利。不过太公望利民的目的是为了利天下，周公旦利民的目的更多是为了配天命。因此，两者的治国思想也有很大差异，太公望“举贤尚功”，“贵法重利“，“不废礼义“；周公旦“尊尊亲亲”，“德主刑辅“，“重义轻利“。
　　太公望和周公旦都是被后世尊为圣人的存在，他们的治国思想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巨大，其治国思想也常常被拿来比较和讨论。
　　《史记》记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淮南子·齐俗训》记载，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其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坚冰至。”圣人之见终始微言。
　　礼乐制度的维持，很大程度是依靠周王室的强大，等到周王室衰落，礼乐制度的崩坏也就不远了。
　　公元前882年，齐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
　　公元前707年，繻葛之战使周天子的威严一落千丈，战后周王室开始衰弱，诸侯国势力大增，竞相争霸。
　　公元前681年，齐、宋、陈、蔡、邾五国国君在齐国举行“北杏会盟”，齐国首开以诸侯身份主持天下会盟的记录。
　　“贵法辅礼”的齐国最先成就霸业，而齐桓公之所以能成就霸业几乎全是管仲的功劳。
　　管仲的父亲管庄是齐国的大夫，后来家道中衰，导致管仲生活很贫困。为了谋生，联合好友鲍叔牙合伙做生意失败。管仲做过当时认为是微贱的商人。游历许多地方，接触各式各样的人，见过许多世面，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当兵的时候，临阵脱逃。几次想当官，但都没有成功。
　　早年的这些经历，让管仲对人性有深刻的认识。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管仲说：商人做买卖，一天赶两天的路，夜以继日，千里迢迢而不以为远，是因为利在前面。渔人下海，海深万仞，仍在那里逆流冒险，航行百里，昼夜都不上岸，是因为利在水中。所以，利之所在，即使是千仞的高山，人们也要上；即使在深渊之下，人们也愿意进去。所以，善治国者，掌握住利的源泉所在，人民就自然顺服而甘心接受，无需推动，他们也会前进；无需引导，他们也会跟来，那样，不烦民又不扰民，而人民自会富裕。
　　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刀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
　　管仲第一次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他说：“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管仲的法治以人为本，《管子·霸言》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后来，稷下学宫的齐国法家，继承发展了管仲的思想，汲取了黄老之学，主张以人为本，法礼并重，先德后刑，因道生法，形成了一套较为温和的法治理论。
　　公元前632年，践土之盟后，晋文公重耳正式成为春秋时代第二个霸主。
　　晋文公重耳年少时谦虚好学，善于养士。骊姬之乱时被迫流亡至翟国，后辗转五鹿（卫）、齐、卫、曹、宋、郑、楚、秦等国，在外十九年，备尝艰辛。这些经历，让他对人性有深刻的认识。晋文公即位后，“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耇老，礼宾旅，友故旧”，任用有才能的人：封狐偃为相、先轸为帅；让赵衰、胥臣、栾枝、冀缺等人辅佐他治理国家。虽然狐偃不如管仲有名气，但是他的贤能不亚于管仲，可以说，无狐偃则无晋文霸业。此外，还实行通商宽农、明贤良、赏功劳等政策，创三军六卿，使晋国国力大增，成就霸业。
　　公元前626年，商臣得知其父楚成王想改立王子职为太子，于是带兵包围王宫，逼迫楚成王上吊而死，自立为君。
　　公元前614年，楚穆王去世，其子楚庄王继位。
　　公元前597年，楚庄王亲帅大军在邲地大胜晋国，立威定霸。
　　《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丙辰，楚重至于邲，遂次于衡雍。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楚子曰：“非尔所知也。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其为先君宫，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今罪无所，而民皆尽忠以死君命，又可以为京乎？”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
　　楚庄王能够称霸的重要原因，除了有雄才大略之外，也是举贤任能，孙叔敖是杰出的代表。
　　孙叔敖是古代为官清正廉洁的典范，是《吕氏春秋》《荀子·非相》中记载的圣人。他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注重法治，稳固国内；整顿军队，增强军事实力，助楚庄王成为第三个霸主。
　　除此之外，他居处高位而能明智的避免三怨：
　　首先，他的爵位越高，他的心气越是卑下。低爵位和无爵位是高爵位存在的基础，一个人占据了荣耀显贵的高爵之位，其显贵本质上是以不曾显贵的广大民众为存在基础的，因而他绝不能对居处下位的民众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而应当愈怀卑谦之心，常持尊崇之情，把生自于民众的荣耀最大程度地还给民众本身。孙叔敖正是保持了这种卑下心态，才在受妒的地位上免除了一些嫉妒。
　　其次，他的权力越大，他处事就越是谨慎小心。在一定的权力位置上，他明白自己的权力界限，把自己的行为谨慎地控制于该界限之中，对于涉界的事情绝不擅权用事，留给上峰发挥意志的充分余地，彻底免除其受威胁之感；与此同时，他也明白自己权力的分量，慎重地按照_一定的礼仪规范和各种现实要求去处事，力求处政的平稳和妥善。
　　另外，他的俸禄越厚，他对民众的施予就越广博。丰厚的俸禄在他手中不是自己安逸享乐的本钱，而是他周济贫寒、施惠于民的资本，借此他显示了自己做官为民和厚施博爱的无私的高尚情操，民众已失去了怨恨于他的基本理由。
　　公元前571年，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老子出生了。
　　《史记》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脩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於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老子的生平记载不多，不过其思想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其思想核心是朴素的辩证法。
　　《道德经》分为德经和道经两部分。
　　德经主要讲人德。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道经主要讲自然之道。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认为人性是自然本性，不分善恶的。人性的善恶的都是人为定义的，“善之与恶，相去若何？”“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人为定义的善恶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时空不同，善恶的标准也不同。善恶甚至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老子认为人性既然是自然本性，就应该顺应自然，不应该过多的干涉，所以老子的治国思想是无为而治“为无为，则无不治。”
　　老子认为引起社会混乱的原因就是统治者“有为”才导致的。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除此之外，老子也重视教育，老子的教育思想是“行不言之教”。
　　老子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世人对老子的评价一直很高，其思想也被各家学派所认可。
　　儒家创始人孔子就形容老子像龙，不过因为他提出“绝仁弃义”，与儒家的注重仁义相悖，所以后世儒家学者也会反驳他，比如韩愈在《原道》里写到，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
　　后世对《道德经》的注解也很多，道家的学派，比如庄子、列子、杨朱学派、鬼谷一派、名法家等，几乎都和《道德经》的理论息息相关，一些儒家学者也对《道德经》做过注解，法家大成者韩非子也写了《解老》《喻老》。
　　天下之败德者，莫甚于博。我也意识到赌博让我败坏道德，所以我才想起看《道德经》，想修复道德。当我看到“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时，我觉得自己没救了。后来又看到“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我又觉得可能还有救，只要找到了无名之朴，也就是道，我就能戒赌了。可是道，该怎么去寻找呢？《道德经》写到：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大概我就属于“不知常，妄作凶。”的例子吧！
　　公元前551年，另一个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孔子出生了。
　　《史记》记载，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於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孔子所处的时代，礼坏乐崩，孔子野合而生，也不合礼制，不过孔子的一生都致力于恢复周礼，我把他的生平简单归纳为学礼、教礼、复礼。
　　孔子的穷理之路，主要依靠学礼，他研究了夏商周三朝的礼，并总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没有对人性做明确划分，他只是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孔子肯定人是有欲望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孔子的治国思想继承了周公旦的”以德配天”思想。希望统治者能够施行仁政，而仁政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爱人，在“爱”的基础上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也就是《论语·颜渊》里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为政》记载了孔子的治国思想。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除此之外，孔子很重视名正言顺。
　　《论语·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儒家的理想社会就是《礼运》中描写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不过又说“大道既隐，天下为家。”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礼义以为纪，实现小康社会就行。
　　孔子认为社会混乱的原因是因为礼坏乐崩，只要能够恢复礼乐制度，克己复礼就能让国家得到治理，从而实现理想社会。所以他周游列国希望恢复周礼，见了七十多个大小国君，不过各国国君都觉得孔子的仁政思想不合时宜，没有一个能任用他的。
　　除了孔子的仁政思想以外，他的教育思想也被后人所称道，还因为第一个兴办私学，所以也被称为万世师表。不过，孔子也有自知之明，《大戴礼》记载：鲁哀公问孔子。公曰：“教他人则如何？”子曰：“否。丘则不能。昔商老彭，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扬则抑，抑则扬，缀以德行，不任以言。”所以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孔子最后时光，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夏人殡於东阶，周人於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後七日卒。
　　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对后世影响巨大，也一直备受争议。
　　孔子是一个很在乎名声的人，他说：“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后来根据鲁国的史书作了《春秋》，之后又说：“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孔子的自我评价，体现在《述而篇》。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孔子的弟子们对他的行为也不是一味地附和称道，比如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不过，总的来说，孔子的弟子们对他的评价夸赞为主，比如，子贡曰：“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后来，随着儒家的发展，孔子的地位也水涨船高，被尊称为大成至圣先师。
　　其他人对于孔子的议论也挺多。
　　齐景公打算封赏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
　　墨子专门写了《非儒》来非议孔子。
　　韩非子的《五蠹》，认为儒以文乱法，把儒家比之於一蠹，韩非子还写了自相矛盾的寓言来挤兑孔子。
　　王充写了《问孔篇》来追问孔子。
　　《庄子》里也多次写了孔子，多以贤人形象出现，认可他的德行，可就是说他未得道，唯一一次得道是在《天运》里，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公元前545年，名法家先驱邓析子出生。
　　邓析和孔子是同时期的人，他也和孔子一样创办私学，他参照夏、商、周法律，结合当时形势，对郑国法律、法令条文进行修改，自著法律书《竹刑》，专门教人“学讼”，宣扬法治。
　　他和孔子一心恢复周礼，实现礼治的思想不同，他反对礼治。《荀子·非十二子》谈到：邓析“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他反对将先王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反对礼治的思想家。
　　从学术渊源上来说，名法家是黄老道家派生出来的。他的天道思想，也和老子差不多，治国思想更注重名实和法令。
　　《邓析子》：天於人无厚也，君於民无厚也，父於子无厚也，兄於弟无厚也。循名责实，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职也。
　　《邓析子》：夫治之法，莫大於使私不行，功，莫大於使民不争。今也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也甚於无法。立君而争贤，是贤与君争，其乱也甚於无君。故有道之国，法立则私议不行，君立而贤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断於法。此国之大道也。明君之督大臣，缘身而责名，缘名而责形，缘形而责实。臣惧其重诛之至，於是不敢行其私矣。
　　他也并不是反对礼乐，他反对的是烦而难遵的礼，邪而为淫的乐。
　　《邓析子》：治世之礼，简而易行；乱世之礼，烦而难遵。上古之乐、质而不悲；当今之乐，邪而为淫。上古之民，质而敦朴；今世之民，诈而多行。上古象刑，而民不犯教，今世有墨劓，不以为耻，斯民所以乱多治少也。
　　公元前515年，阖闾派专诸刺杀吴王僚而自立。
　　阖闾之所以派专诸刺杀吴王僚，就因为他最贤德的四爸季札谦让“王位”，导致兄死弟及的传位又变成了父死子继，而他是吴王诸樊的儿子，他觉得王位不是四爸的，就该是他的。
　　吴国的开国之君吴太伯谦让王位给季历的佳话一直被后世传颂，但季扎的谦让最终却酿成了宫廷争斗的惨剧，大概是时代不同，人们的价值观也改变了。
　　阖闾执政时期，以楚旧臣伍子胥为相，齐人孙武为将军，确定先破强楚，再服越国的争霸方略，采取分兵轮番击楚之策，频频攻楚于江淮之间，大别山以东地区，使楚疲于奔命。前506年，吴军在孙武，伍子胥率领下，从淮水流域西攻到汉水五战五胜，攻克楚国都城郢都，迫使楚昭王出逃。
　　阖闾在位期间广罗人才，任贤使能，施恩行惠，发展农业生产，整治军队，数年间使吴国成为称霸一方的强国，还奉行“称霸兴王”的基本国策，把吴国的国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史籍上称赞阖闾：“口不贪嘉味，耳不乐逸声，目不淫于色，身不怀于安”。
　　伍子胥原为楚国人，父亲伍奢因直谏被楚平王所杀，伍子胥逃至吴国，投靠公子光门下，策划刺杀吴王僚。前514年，刺杀吴王僚之子庆忌成功，伍子胥官至吴太宰。
　　孙武为陈国贵族之后。周景王十三年（前532年），齐国内乱，孙武避乱出奔吴国，入吴后长期避隐深居，潜心研究兵学。他写了《孙子》一书，被后世称为“兵圣”。
　　《孙子·计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
　　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孙子·作战篇》：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孙子·谋攻篇》：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孙武五十多岁时，至交好友伍子胥被杀，孙武不再为吴国的对外战争谋划出力，转而隐居乡间，修订其兵法著作。
　　诸葛亮：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
　　公元前481年，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公元前476年，墨家学说的创立者墨子出生。
　　墨子在少年时代做过牧童，学过木工。墨子曾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的儒学，但因不满儒家学说而另创一对立的学派。
　　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而且是爱百姓的，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
　　墨子的人性论是“素丝说”，即“人性如素丝说”。他认为，人性本无善恶，“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
　　基于天志爱人和人性可染，墨子的治国思想核心也是仁政，不过与儒家基于血缘关系的仁爱不同，墨子主张平等博爱，也就是“兼爱”。墨子认为，社会之所以会混乱是因为人与人不相爱导致的，所以主张兼爱。
　　《墨子·兼爱》：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墨子·法仪》：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
　　除此之外，墨子还主张通过“明鬼”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家学说里，有天帝，有鬼神，这些很符合宗教的意识形态的教化，也有几何学、物理学、光学等科学知识。墨家的教化已经接近于宗教，可以让服役者拥有超越生死的信仰，《淮南子·泰族训》：“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教也。”
　　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攻破吴都，灭亡吴国，迫使夫差自尽。次年带兵渡淮，会盟齐、晋等诸侯于徐州，被周天子命为“伯”，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
　　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很出名，伍子胥、夫差、勾践这三个人都有相似之处，都有仇恨在身。伍子胥为父兄报仇，几乎灭掉了楚国；夫差在伍子胥等人的辅佐下打败越国，为父报仇；勾践又在文种、范蠡的辅佐下灭掉吴国报仇雪耻。
　　伍子胥是个很有才干的人，他的父亲伍奢说：“伍员为人刚烈暴戾，忍辱负重，能成大事。”但是随着父兄被杀，伍子胥的大半生都活在仇恨里，他活着的使命好像就是为了报仇，一夜白发，倒行逆施也要报仇。报了仇之后，他想做个忠于吴国的忠臣，可惜高估了夫差，夫差气量小到容不下他的逆耳忠言，最终伍子胥被赐死，夫差也亡国自尽。伍子胥谋略过人，提前看到了吴国灭亡的结局，却改变不了，这大概就是命吧！
　　比起伍子胥，范蠡知人之明更胜一筹，他兴越灭吴之后，就偷偷跑了，还写信给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范蠡功成身退，得以善终，文种最后被赐死。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灭掉了智氏，晋国公室名存实亡。
　　公元前422年，晋国魏文侯任命李悝为相，实行变法，秦晋法家登上政治舞台。
　　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是中国变法之始，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悝曾受业于子夏弟子曾申门下，做过中山相和上地守。常和秦人交锋作战，桓谭以之为文侯师。
　　李悝通过对社会的观察和思考，意识到腐朽落后的世袭制度只会产生无功而食禄者，他把这些人称为淫民，只有“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才能实现国家富强，于是他开始变法。
　　政治上，李悝主张选贤任能，赏功罚过。力主废止世袭贵族特权，“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经济上，李悝主要实行“尽地力”、“平籴法”，统一分配农民耕地，督促农民勤于耕作，增加生产。
　　李悝为了进一步实行变法，巩固变法成果，汇集各国刑典，著成《法经》一书，通过魏文侯予以公布，使之成为法律，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护变法，固定封建法权。
　　李悝制定《法经》，是为确保政策法令的贯彻和思想的统一，贯穿了早期法家的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制原则；具体了任意杀人是犯法的，要治罪处刑，限制了奴隶主贵族随意杀害奴隶的暴行；体现了“重刑轻罪”的精神，呈现了“重典治民”的观点。
　　后来，李悝因误判害死了无辜的人，故选择写好遗书，自杀而殉法。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
　　公元前395年，道家杨朱学派的创始人杨朱出生了。
　　杨朱反对墨子的“兼爱”，反对孔子的“亲爱”，他主张人应该“自爱”，也就是”贵生”“重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
　　杨朱思想的核心“贵己”，历来或以其源出《老子》（如《老子》第十三章：“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
　　杨朱曰：“人肖天地之类，怀五常之性，有生之最灵者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卫，肌肤不足以自捍御，趋走不足以从利逃害，无毛羽以御寒暑，必将资物以为养，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而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养之主。虽全生，不可有其身；虽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横私天下之身，横私天下之物。不横私天下之身，不横私天下物者，其唯圣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谓至至者也。”
　　结合杨朱所处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相互侵略、损以利亡，君王厚生而致使臣民轻死，贵公贵仁之说，已成虚伪之谈。杨朱愤世而倡导“贵己”之说，“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又说：“善治外者，物未必治；善治内者，物未必乱。以若之治外，其法可以暂行于一国，而未合于人心；以我之治内，可推之于天下。”
　　杨朱会因为“歧路”而哭泣，说明杨朱并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相反他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杨朱之所以倡导“贵己”，是因为当时“贵公”已经名存实亡，公权力已经被腐朽的统治阶级所滥用，他倡导一毛不拔，并不是单纯的自私，而是督促统治者们尊重人民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