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哗啦哗啦——”
　　不知是从哪来的水流声音，一个劲地在我的耳边充斥着。我推搡着枕边的女人，不耐烦道：“小姐，你水忘关了。”
　　“嗯？没有啊。”透过模糊的视线我读懂了女人蚊子般的唇语。
　　“那是什么。”我一把拍在女人的翘臀上。
　　“啊！你轻点。”女人努了努嘴，从床上挣扎地爬了起来。
　　“外头下雨了，排水管的声音。”女人拉了拉帘子，生锈的滑轮发出“吱吱”的声音。
　　“我知道了。”我闭上了眼，重新睡了起来。
　　“呼！”女人大概点了一支烟。
　　“陈先生，你昨晚可真是翻江倒海。”
　　“承让承让。”我喃喃道，滚了滚被子翻了个身。
　　“我明天走。”
　　“去哪？”
　　“香港。”
　　“那祝林小姐此行一帆风顺。”
　　“谢谢。”女人客气道。
　　我把头埋在被子里，继续我的长眠。她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想关心，我们不过是露水情缘。
　　“要不要跟我走？”女人在我的旁边坐下，身上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不了。”
　　“上海没什么好的。”她嗤之以鼻。
　　“香港也没什么好的。”
　　“呵呵，陈先生真是个嘴硬的人。”女人掀开被子俯身在我的耳边轻声道。
　　“不敢当。”我转过身，一把将她揉进了怀里，在她的耳边轻语道：“香港也好，上海也罢。现如今不都是外国人的地方，你我充其量只是个房客。”
　　“可这房客也有个三六九等，如我这般女流，上海到底没个容身之处。”
　　“那明天我送你去码头。”我将她推开，从床上站了起来，然后走向窗台。
　　“还是别了。”女人笑着说道：“免得我舍不得。”
　　“好吧。”我点了一支烟，看向了窗外。
　　朦胧的雨雾里，身穿黄色军衣的日本官兵有序地排成两列，向着苏州河的北面走去。
　　“早点走。”我喃喃道，心中不知为什么多了几分忧虑。
　　“陈先生怎么看待？”
　　“看待什么？”我明知故问道。
　　“陈先生是给报社做枪手的，如今的局势，想来陈先生也是有所耳闻，您觉得日军多久能拿下上海？又或是说多久能踏足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我没有回答，拉上了窗帘，不再看那些趾高气扬的日本兵。
　　“我只是个卖文为生的文人，哪里能懂得这些。”我呼了口气，躺在躺椅上，望着天花板喃喃自语道。
　　“陈先生说得是，但家国兴亡，匹夫有责。”女人从床上站了起来，将散落在地毯上的衣物拾起并穿起。
　　“也许吧。”我吐了口烟，心绪有些飘扬。
　　“我走了。”
　　“再见，林小姐。”
　　我望着女人离去的身影，陷入了沉思。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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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小姐走后的第二个月，我将自己锁在了房间里，没有再为报社写文章。这期间，我也没有再听到林小姐的消息。
　　听阿虎说，我的离开似乎给报社带来了极大的困扰。
　　阿虎还说：“陈先生，你是我见过写文章最好的先生，这报社没有了您什么都不是，这往后的报纸没有您的文章我都不看了”
　　阿虎这么说自然是吹捧，不过近来报社的卖报量确实少了不少。委托店里的其他伙计去打听，听说是不满刊报里卖国求荣的内容。
　　我做枪手时，也时常帮报社写些不入流的文章，不过大多是纰漏自己人，热恋铁冷屁股这事倒是做的少。同为中国人，替日军发话，自然少不得挨骂的。
　　报社自然也有其他枪手，我只是其中之一。不过除却给报社做枪手外，我还时常给其他杂志写些文章，不过这些报社并不知道，林小姐也不知道。毕竟林小姐只知道我是个姓陈的先生，压根不知道我叫什么。当然我也没说就是了。
　　拉开存放大洋的抽屉，我将所有的存额一一取出，然后塞进了两件信封里，再塞进我的贴身口袋里。。
　　披上外套，戴上一顶深棕色的贝克帽，我便下楼去了。
　　“呦，陈先生这是要出去呢。”店里名叫阿满的伙计问候道。
　　“是呢，几天没出去，要发霉了都。”我应和道，将几十枚银元从公文包里掏出递给了阿满，“呐，这几个月的租费，替我给了许伯。多的哥几个自个逍遥去。”
　　“好嘞，谢谢陈先生。先生，您慢走。”阿满用着生疏的上海话
　　我摆了摆手，走出了旅馆大门，然后习如平常地朝报社走去。我的身后传来许多不善的眼线，有旅馆里的，也有咖啡馆里的，还有包子铺里的。
　　被人注视不是一件舒坦的事，所以我揣着口袋，压低了贝克帽便转身走进了一个角落里，然后快步起来，顺着弯弯绕绕的小巷和拥堵的人群来回地穿越，直到再也感受不到身后的视线为止。
　　傍晚的租界依旧令人感叹，霓虹灯闪烁的歌舞厅里传来歌女的清脆的声音。我走在前往码头的路上，感受着这座城市最后的温度。
　　“陈先生你来了。”码头一处船的船坞里，我同阿虎的“朋友”何志见了面。
　　“什么时候发船？”我问道，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两枚银元递了过去。
　　“六点半准时发船。”何志笑眯眯地接过银元说道，“陈先生稍坐片刻。”
　　“嗯，不急。”我走出了船坞，站在夕阳的对岸，看着愈渐发黑的海水发起了呆来。
　　这一次走，我不知道下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
　　登上前往香港的船，我地下工作者的身份也就从此埋葬，是否会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也不清楚，恐怕只有真正到了那地方才知道。
　　六点二十，何志领着我登上了甲板。我没有同拥挤的人群混在一起，而是随着船上的伙计一同上船。没有人说闲话，似乎所有的人都心怀鬼胎。
　　不过我并不在乎，因为我答应了何志，只要将我安全地送到香港，我就再给他两个银元。
　　六点三十，驶往香港的船按时出发了。
　　“再见了，上海。”我喃喃低语，取下了贝克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