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很多别处的村子一样，象峰村有自己的小学，象峰小学是象峰村唯一的小学。蔡小天蔡小妹上学的时候办学条件已经大大改善了，搬进了新盖的两层楼房，雪白结实的教室，再也不用担心刮风下雨的天气了，老师们也有了一间集体办公室，可是师资还是严重不足。家里条件好一点的，都不愿意过来教书，实在太不方便了。从镇上上山难，下山也难，没有公交车，长住在学校也不行，住宿条件有限，吃穿用都不方便。有时候来一两个支教的老师，一学期结束后又离开了。能够长期留下来的老师，多半有迫不得已的苦衷。一个语文老师，教了语文还要兼教自然课、道德和美德课等等，因为这些科目都没有专门的任课老师。
　　小学阶段其实对每个孩子都意义重大。他们刚被带到知识的殿堂门槛外，自己的脚步尚且踉跄不稳，眼里是憧憬也有犹豫敬畏，她（他）要适应环境、要适应课堂教学等等，如果有懂得教育的温和的老师做向导，他们就可以拥有一段放松快乐的开局，如果他们没能遇到这样的老师，那么，他们只能无力的承受，被动地接受，他们的无助和一只羽翼未丰还没学会飞翔的小雏鸟落入人类手中身不由己时候的恐惧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用脆弱无助的眼神看着这崭新陌生的旅程的时候，内心渴望被温柔以待，学校的老师和家中的父母理解多少呢。
　　蔡小天在学校很受老师器重喜爱，因为他天性不拘小节，对同学温和友善，对老师大方有礼，于是在同学和老师两处都很吃得开。尽管调皮捣蛋的事没少干，课业成绩在班上却是名列前茅。有不爱写作业的同学抄他的作业，他也不拦着，考试偷偷给同学递纸条的事他也干过。下课的时候和同学玩弹壳、掰手腕、养蚕等各种各样有趣的事他一个没落下。那时候校风比较宽松，下课期间学生可以尽情地玩，老师也不会去限制他们，除非有危险的游戏。下课铃声一响，学生都一窝蜂涌出教室嬉闹，在操场尽情地玩，女生玩跳绳跳房子，男生则玩扑克下棋折纸做手枪等。因为大家受到的约束少，自由自在，天性得到释放，自我认知得到比较好的发展，所以从没听说有哪位同学患上了抑郁症之类心理障碍。
　　蔡小天很容易就适应学校生活，在学校如鱼得水，蔡小妹则开局不利。因为蔡小妹是十一月份出生的，本来不能升一年级，要等第二年满六周岁了了才行。蔡宝珍就两手空空的来学校找到了当时的象峰小学校长陈金亮，请他批准蔡小妹上一年级。那时候山村的小学规矩不多，办事情似乎也简单高效，蔡小妹很顺利地和其他几个不满六周岁的小孩一样升到了一年级。当时在山村，对上学年龄的规定执行得还比较宽松，也常有因为各种原因留级的学生。陈金亮后来还给蔡小妹班代课一段时间，蔡小妹觉得他教学水平一般，人倒是很温和，从没见过他大声说话，也没听过他骂学生体罚学生。当时在那里上课的一些老师，男性居多，一般是民办教师，自身家庭情况都比较困难，经常还不能按时领到工资。可能是生活压力比较大，他们的性格很多都比较急躁，对不好好读书的顽皮学生会让他们站墙角，做俯卧撑之类，而那些学生大多是调皮得很的男生，课上体罚了课下照样呼朋引伴玩去。温文尔雅的老师在这里是很少见的。
　　这次教蔡小妹一年级语文的是陈玉雷，数学的是吴以年。这两个老师也曾教过蔡小天，所以蔡小天对他俩非常熟悉。蔡小妹已经从蔡小天嘴里知道了这两个老师的一些事，比如陈玉雷老师声音很大，喜欢和同学开玩笑；吴以年老师会惩罚那些作业做错的学生等等。当真正坐到一年级教室里面的时候，蔡小妹感到巨大的压力。语文课上老师的笔记那么多，她抄都来不及；数学是恶梦，她对数字没有什么概念，上课听得云里雾里。看着严肃的数学老师吴以年，她最怕的是从他嘴里说出“好了，现在请几个同学到黑板来做”、“现在请几个同学站起来回答”这样的话。她觉得数学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学科。在她看来，数学就是吴以年，吴以年就是数学，两者都令人胆战心惊。吴以年长得高高瘦瘦的，骨架很大，他上课很严肃，没有一丝笑容，要是有学生在底下做小动作，他就会生气地拿起粉笔精准无误得打过去，从不失手。他喜欢在自习课上批改作业，谁要是做错了，经常要被打手板，或是用橡皮筋弹手腕，蔡小妹被弹过两三次。蔡小妹的作业里叉叉那么多，她越来越不喜欢数学，越来越怕数学。晚上做梦都梦到自己写不好数学的恐怖画面。对于上语文课，她也没什么兴致，陈玉雷上课激情飞扬，声音抑扬顿挫，他和男生打成一片，可对女生却缺少关注，让蔡小妹觉得老师很遥远，好像老师是那些同学的不是自己的。读书不好的学生最怕考试了，试卷上毫不留情的大叉叉是对自己的全盘否定，被打叉的仿佛不只是考卷，还有自己，被归类到“你不行”“差生”的行列。这样痛苦地学了一年，蔡小妹每天都感觉身不由己地被拖着走。她没办法做到像她的一些同学那样对学习无所谓，她似乎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得把这些功课学好的。可是她又没办法做到这一点，这让她感到十分仓皇无助。无忧无虑的生活再也没有了，只有无尽的焦虑。一学年结束，蔡小妹被留级了，和班上的其他七八个同学一样需要重新再读一年。
　　重读一年级，好像开始知道读书的程序了，不再对读书感到陌生了，知道读书是怎么一回事了，蔡小妹才开始适应课堂学习。这个时候老师也换了，换成了别的老师教了，新的老师没有像吴以年那么严肃。新来了一个校长，这个校长还骑着当时还比较少见的崭新摩托车。这个校长禁止老师体罚学生，还开始组织一些以前不曾做的文体活动如歌唱比赛等。这个校长给学校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吴以年也不在学校教书了，据说因为他是民办教师，工资发不下来，他就和妻子一起开废品站收废品。这是蔡小妹听同学吴家宝说的。吴家宝说有一次在路上碰到吴以年蹬着一辆三轮车亲口告诉他的。陈玉雷也没在学校教书了，大人们说他的老婆在工地干活时，一辆汽车失控了，撞了上去，把她撞成了植物人，陈玉雷只能在家照顾她了。蔡小妹默默听着，为老师生活的艰难而感到难过。那时候的家长虽然自己没什么文化，但却十分尊师重教，对老师十分信任，在教导孩子的时候，都会要求孩子听老师的话，尊重老师，所以尽管老师有时候会体罚、会责备，但学生心中对老师仍然十分敬爱。在蔡小妹眼中，人无完人，无论是吴以年还是陈玉雷，都是兢兢业业教学生的好老师。他们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从镇上翻山越岭来给他们上课，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刮风下雨，从来没有迟到。夏天的时候汗水湿透了衣服，他们也没有坐下来喘口气喝口水，在讲台上把自己知道的知识毫无保留地讲授给学生。他们也不对学生摆架子，那么直爽和真性情。
　　到蔡小妹读三年级的时候，蔡小天考到了镇上实验小学的一个重点班，到镇上去读五年级了。蔡小妹只能自己一个人上学放学了。蔡小妹的很多同学都是带了盒饭到学校吃的，蔡小妹刚开始的时候也跟着带盒饭，这样中午就不用回家吃饭。可是试了几次，小妹就宁愿回家吃饭了。大家吃饭的时候，活泼的许艺炜同学就喜欢到每个同学身边看带了什么饭菜，并嘻嘻哈哈地给大家报菜单。他先来到女生邱如云这边，邱如云带的是猪肉炒菜，番茄炒蛋，许艺炜就给大声给大家报出来，并做出流口水的样子，“真好吃啊！”他笑嘻嘻地说。到男生陈唯峰那里，陈唯峰嫌他多事给了他一拳，许艺炜捂着痛给大家上报是“胡萝卜炒肉片、卤鸡爪”。许艺炜要看蔡小妹的，蔡小妹不让他看，双手捂着饭盒不让他瞧见，结果还是被看见了，“真好吃呀，是丝瓜还有茭白，茭白很好吃的！”许艺炜仍旧是笑眯眯的。蔡小妹怪许艺炜多事，可是他笑眯眯的样子却也让她恨不起来。她觉得她带的菜真是太难看太难吃了，都没有肉，而大家都有肉。蔡小妹爱吃肉，可是家里没有几天有肉吃，蔡宝珍在地里种了几棵丝瓜，每天都吃丝瓜。蔡小妹食不知味地胡乱吃几口。她感觉如芒在刺，感觉大家都看着她了，都知道她吃什么了，反正就是没有肉！她觉得她的饭菜是最不好吃的了。她没有想到这个菜是父母精心给她做的，是一片心意，她只是觉得这饭菜可憎。如此几次，蔡小妹再不带盒饭了，每天中午回家吃饭。在家里吃白饭她也不吃酸菜，也没人看到，这让她十分自在。
　　蔡小妹觉得自己十分虚荣自卑。她想人的虚荣有天生的吗？她觉得自己天生爱虚荣。她不愿意跟人分享自己生活的窘迫，不愿意让人看到她贫穷的生活。她也从不在同学面前聊一些生活上的事。于是，慢慢的，她习惯了作一个听众，而不是一个参与者。很多时候她两眼放光地默默听着同学讲生活中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趣事，而对自己的生活却不加一词。
　　贫穷的生活一定带来自卑吗？不一定吧。就看蔡小妹和蔡小天两人迥异的性格。蔡小天从来不为吃饭烦恼，他有时候也带盒饭到学校吃，可他就没有妹妹蔡小妹那么多的小心思了。他非常自在地和同学一起吃，和关系要好的同学，还顺便尝几口同学饭盒里的菜，也把自己的菜给同学吃。他常跪在地上或坐在地上和同学玩各种游戏，因此裤子的膝盖处和臀部处都破破烂烂的，蔡宝珍剪了一块布缝上去打了很大一块补丁，他照样大模大样地穿着。他从来没有为这些烦恼。蔡小妹却经常为这些苦恼自卑。有几次盒饭里没有什么菜，她就向同学撒谎说有些菜提在路上打翻了。这么掩饰几次，她同学也就识破了她蹩脚的谎言，认为她爱慕虚荣。她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心虚得很，认为同学关系是非常麻烦的一种关系。如果大家彼此不认识，她就不用向她们掩饰和交待什么。这样她就轻松得多。于是慢慢的，她和同学之间就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一种不用太深入免得麻烦的安全距离。可能因为她总是郁郁寡欢，又不爱吃蔬菜喝水，又缺乏水果，所以她经常便秘。有一次一周没有排便。蔡宝珍给她用了开塞路，还是不行，只好到村里的小诊所那里灌肠。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爪印，鸿飞那复计东西。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自己所走过的路，可能会意识到人之初的雪泥鸿爪并没有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