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同桌叫吕斌，眼睛略小，脸像麻将，脖子几乎没有，四肢短而壮，总的看来像乐高玩具。
　　我分到的座位是半随机的，分到第二排依据的是身高，与吕斌同桌依据的则是天命。他先于我被分进来，我到的时候他正背靠着墙跟前头的同学搭话，说得摇头晃脑，兴致高了就拍腿大笑。讲话的主要内容就是打听别人的姓名，然后送个谐音的外号。具体做法与我一年级时的相仿。真是恶有恶报。(见第一章。)我屁股一沾座他就迫切地问道:“欸!你叫什呢啊!”(什呢，土话，呢音泥，大意为“什么”)“我叫常旭。”他装作没听清的样子说:“啊？什呢搞子(土话，大意为东西)？茶盖儿？”不待我重申，他便一拍大腿指着我哈哈哈哈哈哈:“你是个茶盖儿!”——这个外号取得很生硬，茶常二字的发音对不上，根本不够搞笑。但我不明不白地变成了茶盖儿，自然不甘心，也问:“你叫什呢!”他的笑猛的噎住了，沉默了半晌，才说:“我啊……我吕斌。”我鹦鹉学舌似的模仿他道:“啊？什呢搞子？女的？你是个女的!”我承认这个外号取得也不够高明不够搞笑，但起码在土话里吕女的发音是对得上的，同时我打算把自己被嘲笑的那一份笑回来，于是说完也表演了一段捧腹大笑。相比从人类变成茶盖儿来说，从男的变成女的似乎杀伤力更大。我也算是首战告捷了。往后的日子里我和吕斌交战的次数多不胜数，听上去硝烟味很浓，实际上我们是相爱相杀。
　　同桌不同于配偶，每隔一段时间会拆散重组。重组后我总会隔三差五的去探望一下吕斌，看看他的“婚姻”是否幸福。实际表明他的“婚姻”总是幸福的，而我缺少了他便不再幸福了，毕竟全班再找不到第二个长得像乐高玩具的人了。
　　我的新同桌叫孙文建，皮很白，头似橡果，八字眉，双眼细长，鼻型似导弹头，兔牙，没下巴，总的来说像只松鼠。土话中建音静，所以孙文建成了孙文静，而他也的确文静，不如吕斌那样咋咋呼呼的好玩。他的兔牙使我觉得不论发生什么他的脸上都保有笑意，往往只有傻子会有这样的表现，所以我还觉得他傻。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爸在老白米医院当医生。——他爸除了眼睛比孙文建大之外，其他特征都一样，连发型都一样:寸头。别的家长大多认识他，一打上照面便会一个劲地寒暄，老师也不例外。因此孙文静得以被任命为小组长，——负责收本组的作业。第一天收作业时丝毫感觉不到他是个新手，只见他手一披，头一伸，手一指，细声细气地命令道:“交作业!”我想他上辈子一定是个大干部。孙文静因此重新成为了孙文建，同时他的兔牙也变得很有威严。遇到作业没做的，他便如获至宝，细声细气道:“不曾做!站起来!”(不曾，土话，大意为没有。)通常孙干部是不待解释的，下令后便会立马上手架着人胳肢窝往上拔，即便是他的同桌——我也不例外。他很享受把人拔起来的过程，以致后来在问人要作业之前就早早地把手悬停在别人的胳肢窝附近了。假以时日，我感到自己和孙文建的距离越来越远:我原地踏步，他越升越高。
　　全班座位第三次洗牌后孙文建当选了班级课代表，而我仍是庶民。
　　李文文是我二年级的第三任同桌，也是我所记得的最后一任。她的名字具体该怎么写是个谜，时而写作“李文文”，时而写作“李雯雯”，似乎只要同音，写法便不约束，于是到了我这里便成了“李蚊蚊”，所以我称她为“蚊子”。
　　蚊子不太喜欢这个外号，所以常揍我，大多数时候是用拳头的内侧敲我的三角肌，由于揍的力道不大，反而令我感到是在打情骂俏。她的嘴唇像两条通红的烤肠，总的看来像唐老鸭的嘴，特别惹眼，即便动真格生了气，在我眼中也只剩滑稽，以致我总招惹她，我俩住一个小区，放学也黏着。蚊子家的拖把很别致，墩布头是由旧衣服制成的，拖起来手感很好。一次她开电视看动画片，里头放的是一个蓝衣武士与一个红衣小孩在交战，武士来了一招从天而降的刀法，小孩则找准了位置将自己的武器，一根红色的棒子，杵在地面，正好戳中了武士的肛门。武士疼得连跑带跳，屁股后面则连接着插进去的棒子。蚊子笑得满地打滚。经询问，我得知片名是《七龙珠》。此后我一放学就赶忙回家蹲点看《七龙珠》，很少找蚊子，我俩逐渐疏远了。我们真正的疏远实则在三年级。——我们跨校区分班又分到了一起。三年级与二年级虽差了一级，但在教学上老师似乎开始动真格了，成绩变得很重要，可谓成绩为王。我玩心重，蚊子好学，以防“近墨者黑”，她与我割袍断义，就此形同陌路。蚊子始终是优等生，前途无量；我反之。
　　后来的日子里我有过无数的同桌，不论处的多好，一般都会在分座后疏远，分座后仍处的好的，会在分班后疏远，分班后仍处的好的，会在毕业后疏远，毕业后仍处的好的，会在各奔东西后疏远。我想，那些曾经的挚友只会在特定的曾经产生光芒，而一旦他们离开了特定的时间与地点，他们便不复他们，我亦不复我，自然成了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