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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叫徐北,仙人指北的北,熟人也叫我徐2狗子。
我是一个先生,就是那种和街上戴个墨镜摆摊抽签打卦看相算命的差不多那种先生。不知道是因为二十多岁的我不戴墨镜,还是没有山羊胡子,每次我说出自己这个职业的时候,别人总会诧异或者狐疑地多看我两眼。
这个职业,不光给了我一口饭吃,还给我吃成了现在这样一个胖子。
不过,这个职业也给了我十几年不太平常的成长经历,好坏参半,以至于当我在现在这样一个年纪回首往昔的时候,还不能够去分辨这段经历里到底是庆幸骄傲更多一些,还是悔恨痛苦多一些。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我出生在大连沿海的一座小岛。
我出生第二年,我爹就没了,一个刑事案件,他扮演的是坏人。
听说,我妈那会儿差点就把我送人了,但是她爹,也就是我姥爷,没让。
当时的他在麻将桌上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不要我要,在农村怎么着也有口饭吃,饿不死”
就因为这么一句话,在我现在已经越来越模糊的童年记忆当中,最多的画面就是姥姥家的总是挠我的狸花猫,姥姥的千层饼菠菜汤,姥爷的大雅马哈摩托车。
姥爷年轻时候是很帅的,帅到什么程度呢,大概就是我现在看他年轻时候的照片还会很气为什么自己没有隔代遗传一张好脸,大概就是我姥姥现在还会对年轻时候的一些故事念念不忘。就是这样帅的一个姥爷,在麻将桌上做了留下我的决定,并且在之后的几年里给了我所有的爱。
那会儿,无论我有多离谱的想法,是三更半夜想吃爆米花,还是寒冬腊月想吃新鲜苹果,他都能很快想办法满足我。我曾经因为他给我撕的零食袋子不整齐,就把零食全部丢到地上踩得稀巴烂,也曾经因为他不给我买想要的东西,就用地上的木头渣子扔他,这些放到别人家都要掉层皮的举动,我那会儿甚至连一巴掌都没挨到。
当然了,在我姥爷这儿少挨的打,在我妈和我姥姥那儿,都给我补上了。
其实很感激这两个老人,因为他们,我并没有什么因为家庭原因导致的凄苦经历,我没有什么多事的亲戚,也没有什么爱欺负人的小伙伴,想要的基本都能得到,物质条件甚至还比别人家的孩子要优渥一些。
世纪之交那一年,算是我生命中一次重要转折。
那年春夏之交的时候,我姥爷骑着他的大雅马哈摩托车像以往一样接小学一年级的我回家,到家之后,我说我想吃鸡腿面包(一种鸡腿形状,里面都是奶油的面包,我小时候贼喜欢吃),一向是要星星都要摘给我的姥爷肯定要去买啊。
我现在还能清楚记得那个傍晚的每一个细节,我趴在炕上写作业,姥姥一边做饭一边让我坐起来写,不然长大了要戴眼镜。村里一个年轻人火急火燎地跑到家里,说姥爷在村口被撞了,姥姥从年轻人手里接过面包递给我之后就火急火燎出了门。
我当时其实心里没有悲伤,也没有害怕,只是茫茫然咬着面包,看着头顶的灯光发呆,想象着姥爷在医院里的样子,甚至还在想姥爷会不会疼哭。那天姥姥没有回家,是我地主婆出身,有一对金莲会绣各种花样还会写字的太姥姥来照顾了我半个月饮食起居,半个月后,断了一条腿的姥爷才再次回到我身边(关于这里和第一次写的区别,第一次写的时候,我姥爷正做一个心脏手术,当时的情节算是反向祈福吧)。
其实我现在经常会去想,当时到底是我想要吃面包害了姥爷,还是说这本就是命中的劫数。上个月回家,姥姥说姥爷身体不好,让我排一下他的八字,我犹豫了两天硬是没敢,生怕看出一点什么自己不想看到的。哪怕这些年见过太多生离死别的场面,心肠都变硬了,也还是发自内心地希望这个在忍受断腿之痛的同时还不忘了让人把面包带给我的老人可以长命百岁,岁岁平安。
而真正的转折是同年的秋天,我当时在学校踢了改变命运的一脚。
那会儿姚明还没进nba,大连实德还是一支劲旅,电视里嚷嚷着还都是冲出亚洲什么的,所以我们那个村小的男孩子们都在踢足球。
我不会踢足球,从开始到现在都不会。但是我想做一个合群的小男孩,而不是和女孩子们一起跳皮筋(当然,我那会儿跳皮筋也跳不过那些女的),于是我变成了一个守门员。
我们村小没有足球场,球门都没有,所谓的门就是左右堆两堆石头,球从中间踢过去就是进了——这种门其实是守不住的,守门员其实就是用来捡球的。而我,又是这两个捡球的人中比较辛苦的一个,因为我守的一直是西边的门,操场西边是一条深沟,里面有密密麻麻的草木,有一条臭水河,守西边的门就要经常下沟去捡球。
关于那条沟,有很多传说,有说沟里有死人的,有说沟里有傻子每天捡东西吃,还有人说沟里有鬼。这样一条沟,正常人都不会喜欢下去,但是为了能和男孩子们一起踢球,我每天都得爬上爬下几次。
于是,二十年前某个风和日丽的秋日里,我在一堆槐树柳树之间轻车熟路地爬下去之后,发现球滚进了沟底的臭水河里——我瞬间有点炸毛,如果把当初的乖小孩,换成现在这个低素质青年,我必然会在心里骂两句踢球那孙子。
极不情愿的靠近臭水沟之后,我弯腰去捡球,眼角余光却瞥到了一个东西——一个我只在电视剧里看到过的东西,一个灰白色,曾经属于人的头盖骨。我就保持着要弯腰还没弯下去的姿势在那里和这个东西对视了能有两秒钟,然后忍不住害怕失声叫了一嗓子,然后下意识一脚就给它踢飞了,然后捡了球连滚带爬跑回操场上。
同学们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失魂落魄,我也没敢说自己在下面看到了什么,我知道球还会再次被踢下去,所以我也没敢继续守门,而是把球一丢就跑回了教室里。
溜回教室,趴在桌子上满脑子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不知不觉得睡着了。而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是下一节课上课的时候老师叫醒的我。老师挺关心地问我是不是感冒了,怎么额头很烫,而我感觉身边的空气都是凉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发抖。十几分钟之后,姥姥骑着自行车把我带到了村里的卫生所。
从那一天开始,我经历了一场长达一个半月的大病。无论是村里的诊所还是镇上的医院,无论是吃药、屁股针、还是点滴,都不能让我停下来发烧。严重的时候会休克,轻的时候也几乎只能喝水。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经过了一个半月的高烧低烧,大针小药之后,感觉整个人都被药水装满了,吃什么喝什么都是苦的。
终结这一切的是我一同学的爷爷,一个半月后的晚上,姥姥带我去了他家。路上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脸埋在姥姥后背有一搭没一句的说着话:“...丑小鸭的课文我都看完了,这是我们这学期最长的课文,但是不用背诵...邵准他爷爷家我跟他去过,门口有一块大石头,写着泰山...他家里养了一只大黑狗,可听话了...”
到的时候,邵准正在门口逗那条大黑狗。我为了跟姥姥显摆一下我说的没错,跳下车要去摸摸黑狗。却没想到,大黑狗一个猛子蹦起来直接把我扑在地上,呜呜着就要呲牙下口。姥姥丢了自行车就捡了块石头来打黑狗,邵准愣在原地,不知道该拉姥姥还是该拉黑狗。这当口,伴随着一声特别响亮的“去”,黑狗抬起头看向院子里。
院子里站着一个老头,有着完全不属于他这个年龄段的魁梧身材,我见过他,知道他是邵准的爷爷,邵神棍。
没错,是姥姥在知道我踢骷髅头的事情之后,第一时间想到了这场大病的原因。而在当地,邵神棍是唯一大家公认有本事的神棍。十里八村,有很多关于他年轻时候的传说。然而让姥姥感到意外的是,邵神棍在问完事情经过之后,对着我又是翻眼睛,又是扒衣服的一顿看之后,也面露难色。
在坐下站起几个来回,抽完了两根卷烟之后,邵神棍开口和姥姥说了很长的一段话。那时候还是小孩子的我,不懂得什么叫凝重,但还是觉得这个老头的脸色很认真。认真到像是一个交错在灯光和黑暗中的一尊雕像。他的口音很奇怪,和我们的不一样,我只是勉强听懂了其中的一部分。
他本事不够,不能治好我,要想从根上救我,只有去一个叫河南的地方,找一个姓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