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陌生的时空里，充斥着许多并不陌生的历史事件、还有陌生的朝代。
　　这个世界的最近一个大一统朝代是统一传统中国疆域的华朝。
　　华朝的始祖也是刘邦那样草莽出身的白丁，区别是，刘邦是游手好闲的社会人、还是有点一官半职的基层自治组织亭长出身，这个世界里的华朝太祖却是老实本分的渔家子弟，终年临水而居、靠着江河湖海的点点恩泽勉强过个日子。
　　碰上个台风海啸啥的，点子背点的也就喂鱼肚子里交代小命了。因为也谈不上出身多么高贵，家有多少田产，除了全家独他一人勉强因年幼寄宿于外祖家逃了一条小命外，海边渔村的大多数人家全家都交代在海神的愤怒之下了。
　　始祖的成长也是在幸存的那些离海偏远地势高的人家吃百家饭、穿破麻衣长大的。
　　后来适逢前朝遭遇极北犬戎入侵，天子诏谕四海八方豪杰共同抵御外辱，便在20多岁的时候带着全村的子弟投了军，并且凭借一个渔家子弟的机敏和智慧，在军旅生涯血与火的洗礼中一步步成为攘御外敌的两支主要力量之一的平海军主帅。
　　在历经十余年的烽火硝烟之后，前朝并未及时与民生息喘气的机会，反而延续之前的苛政和繁重赋税，终于激起一场席卷南北的民变。
　　以此前平息外族叛乱的平海军主帅李颍和定北军主帅司马匡为两大阵营，又是十年内战，最终司马家族为避免全族上下覆灭渤海，定北军永世不入中原为誓，结束纷乱，天下进入华朝260余年的大治。
　　直到高帝歆德九年六月初四的宣化门之变，高帝长子李刈与三子李承化因储位之争进入白热化，进入无法皇帝都无法作出清醒决断的恶劣局势之下，无奈召集天下州府一把手和手握重兵将领举行大朝会。
　　不料大朝会这天，李刈与李承化领着各自人马来到宣化门内的临湖殿，局势便已急转直下。
　　轻装简从的李刈正想掉转马头，朝东返回齐王府以策万全，李承化麾下人马便以人数占优的优势先发制人，一箭射死李刈之子齐王宫世子李邵，李刈却是慌乱之间只被一箭射中左肩，捡了一条命，仓皇逃回了自己的府邸。
　　史称宣化门之变，尽管此后以长江为界的两朝互相对立攻讦数百年，南人称北方华朝阴谋论，李刈以一子为代价，谋夺华朝江山；北人则称南方梁太祖品行不端，弑兄夺位之心昭然若揭。
　　然而当时的境况是，出于对大朝会追责的恐惧，走投无路的梁王李承化携麾下人马匆忙策马借道宣化门外的红树林，百余骑人马远避京畿外终南山，另一面遣人入长安，接应事先安置在城北的重臣家属及梁王府内一干家眷。南下之后，凭借此前积蓄的夺嫡人马以南方官僚氏族势力为主的优势，屠了几次城展现铁腕手段之后，一举拿下剩余忠于高帝的沿海州府。
　　梁王远走江南之后，高帝震怒，大朝会最终顺理成章的推举遇刺痛失爱子的齐王为太子，
　　另传檄全国追捕远遁南方的梁王党羽，以太子之规制厚葬齐王爱子。
　　数度下诏南方各州府官僚及节度军将领无果之后，高帝已然明白，当年的夺嫡势力和梁王系人马已然决意脱离北方朝廷。心灰意冷之下，歆德十年提前禅位于长子，称太上皇，日夜忧思之中每日歌舞买醉于大内太宸宫中。
　　齐王改元建平，史称华朝明帝，大赦天下有罪之人，独不赦居于南方的梁王及麾下众臣。
　　数月之后，梁王人马与南方本土势力，依托长江之险，自立京师于江南金陵，国号大梁，改元官正，远尊高帝为梁始帝。
　　大梁官正二年二月，也是大华建平二年二月，病入膏肓的高帝自知将不久于人事，以华朝最后一位大一统皇帝的名义下诏南方，盼梁帝携诸子北上长安，陪伴自己最后一段时光，并以一个父亲的名义允诺既往不咎。
　　得诏之后，梁帝同朝中十八文臣、一干武将反复商议之下，决定还是从诸子中择一人册立为储君，北上伴驾太上皇，一来以示重视，二来避免落人以不孝口实。
　　然而在仔细比较考察之后，得出结论独长孙皇后之子李元恪与英妃之子李元疏可担此任
　　李元恪独于殿前挺身而出，自白愿为大秦不计个人安慰，梁帝甚为快慰，直言李元恪英果类己，百年之后定可光复中原河山。册立李元恪储君之位之后，赐予太子金策及梁王罪己之诏，一并携带北上。
　　北方明帝见梁帝并无归朝认错之心，盛怒之下虐杀南方一切北上伴驾之臣及仆从。
　　独留李元恪尽孝于李渊垂拱前殿塌前服侍三月。
　　待高帝龙驭宾天之后，对李元恪只扣不杀，以不忠不孝之名幽禁于齐王府死去的明帝世子临死之前所居的别院。作为一种对南方梁帝的侮辱，那间并不宽敞的宅院之内独辟一处香祠，那里面摆满了华朝的历代君王和祖先牌位。
　　一直到南方梁帝驾崩，派来的使者依然被杖毙于齐王府那间世子别院之中。之后迫于宗室与朝野的压力，明帝以一浣衣局宫女婚配李元恪，封恩义侯，以充当朝堂之内一座彰显自己恩德和大度的牌坊。
　　历史的车轮总是滚滚而来。
　　北方的华朝在历经三世之后，内有大权旁落于昔日门阀贵族及外戚之手、外有地方节度使拥兵自重，昔日的司马家也乘机携定北军旧部卷土重来，300年前的誓言早已被忘却在渤海远去的浪花里；相对的，大梁自李承化之孙李塍始，逐渐却呈现一片太平景象。
　　北方政权军政废弛，只是勉强保持了名义上的从属关系，实则巨大的帝国内部，早已是千疮百孔，处于大厦将倾之前的危险境地；南方的大梁政权保持了相对的平静，保持了皇室的实权，民间呈现一幅太平安定的景象。
　　这是最好的年代，但也是最坏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