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认为人性是完美的。一个人站在阳光下也会有一大片自己投下的阴影，人心中有着慈爱，也有魔鬼。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但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陶渊明以一个外人身份看到了桃花深处农民们的幸福生活，但实际上不见得村子里没有复杂的矛盾了。美丽的海底世界碧绿的非常草原让外界的人陶醉，实际上里面到处都是弱肉强食的残酷生存之地。人之初，性本善是一个美好的假设，更多的现象反映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排他的，还有攻击性和占有欲的作祟。人性不完美既有来自于千百年来社会染缸的熏染，也有生存竞争的本能所决定，还有后天自身经历所带来的行为抉择变异。中国农民的人性也是不完美，因为受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以及所受教育的影响，总体来说，中国农民最明显的人性不完美有狡黠懦弱，嫉妒，自私，眼界小、缺乏公共责任心，无视个体基本权利等等。这种阴暗特性也被统一称之为农民的劣根性。这里说农民的劣根性其实也是九十九步笑百步，因为几乎人人都有这番劣根性，真正能做到“此心光明”的有几个。
　　一、懦弱狡黠。
　　旧乡村，中国农民身处社会的底层，属于被统治的阶层，他们确实强悍不起来，害怕强势和强人，往往通过狡黠的一面使自己的懦弱赢得一丝灵活机动。他们不敢有多余的反抗，能够苟且生存就够满足了。平时，他们不敢大声说话，不敢据理力争，忍辱负重，过了初一能混到十五就够好了。因为有人总是想来索取，所以他们隐藏自己的财富，把自己装得一无所有。稻刚半熟就赶紧收了，半瘪的稻谷黑帮不喜欢；屋漏房门破烂也无所谓，盗贼不看中。因为暴政要来抽壮丁，所以他们让自己变得不强壮。塞翁失马的好处他们似乎都懂，残废的人在乡村也有了因祸得福的心理安慰；因为强盗要来抢女人，所以乡村的女性不爱化妆，把自己弄得很难看，大多数时间穿着粗布棉裤，男女难分。
　　性格上，部分农民相当隐忍，不外向，深藏不露。村子里总有一些夸夸其谈的人，他们在一个群体里，通过展示自己比别人拥有更多的知识来获得自豪感。但是绝大多数的村民还是不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显露自己的东西。隐忍者有隐忍的自信，一般都是一些自认为比别人聪明的人，遇到别人大发议论倒总是一副微微笑赞同的神态，从不反驳，但是内心或许有他们自己另外的想法。孩子们从小就有炫耀的天性。家里有好东西藏在袋子里然后在其他伙伴面前摇晃。有好玩的就马上拿到其他伙伴面前摆弄。有好吃的用嘴巴搅得啪啪响。到了成人以后，这种性格没有了踪影。一个人独自关在房子里搞独杀鸡吃，吃饭的时候嘴巴不弄出声音。
　　枪打出头鸟是一种生活常识，其他还有“出头椽子先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愿意当出头鸟，不愿意做第一人，而是喜欢跟在别人的后面看别人的好戏。虽然这番争斗可能事关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很多人都是挤着争当第二梯队，虚张声势。看到那些站在最前面抗争而吃亏的样子，他们很后怕，暗暗为自己躲在他们身后的选择感到宽心。
　　他们不愿意站在最前面，而是想把其他人推到前面去。结果每一个被推上前面的人都是感到非常的不舒服，都拼命的往下面躲藏，翻过身子钻到第二层人群里去。最后的结果有可能是一个最不适合当头阵的人被推到了前面。
　　“天塌下来先砸高个子”，结果绝大多数人都不是最高的，都有可以获得先让高个子担忧的优势；狮子每次捕食只吃一头水牛，绝大多数不是今天的被杀对象，这是每天牛群总在恐惧之后安心食草的理由。农民们的侥幸心理和漏网之鱼心理也甚浓。
　　农民的生存上还有其他一些特点。比如总以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道总会轮回作为一种获得胜利之法，欺弱也是一种能够获得强者的方式。
　　狡黠还有一种特殊表现是农民很喜欢恶作剧，喜欢背后作弄别人，并以看到别人的狼狈相为乐。恶作剧的对象主要还是那些他瞧不起的人，也有他仇恨的人，但是不会用到他尊重的人或者很强悍的人身上。比如路上挖一个坑，里面放些脏物，让别人踩上去。或者冷不丁的推人家一把。或者劳动的时候故意给人设置难关。民间传说《孙鬼头帮抬粪桶担》很能说明恶作剧的伎俩：给人帮忙抬了一只粪桶过桥，然后玩失踪，让挑粪桶的人看着南北两只粪桶无能为力。
　　乡村还有一个臭毛病就是爱给人取绰号，几乎每一个成年男性都有绰号。有时大家交流的时候只用绰号称呼，导致局外人不知道在说谁。《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的绰号有“豹子头”、“大刀”、“及时雨”、“黑旋风”等，都是非常有意义，但是农民间起的绰号都是很难听的，有的用身体的缺点起绰号，比如瘸子、白眼、口吃等；有的用性格喜好缺陷起绰号，比如小气、白板、邋遢、酒鬼等。给瘸腿的人取“瘸子”这个绰号是因为自己不是瘸子，所以看瘸子的笑话；给小气的人取“小气”的绰号是认为自己不像对方那么小气，还有你今天给我取一个难听的绰号，那么明天我给你也取一个难听的绰号。以此类推就知道为什么乡村起绰号成风了。
　　懦弱者的反抗有时非常的隐蔽还很隐忍。公开光明正大的决斗在乡村很少见。有些人会把憎恨的人的照片或写着名字的纸片扔进茅坑里，看着对方的脑门和名字在粪便里浮动，心里就解气。村子里有时会有那么一个懦弱的人偷偷的在地上画一个圈子，圈子代表着他痛恨的一个人，或者是痛恨的一家人，然后他每天独自对着圈子诅咒，发泄自己所有的不满和怨恨。此事他不告诉任何人，但是他却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厉害之处，也有人把长期的郁积通过暗暗的伤害对方来排泄。
　　背后说人家的坏话是非常频繁的事情，即使对方与自己无关。很多人挤在一起窃窃私语，其实都是说某个人的坏话。当对方走过来的时候，大家满脸堆笑，装作若无其事样子。那些“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事例足以说明通过看人家的笑话来满足自己的阴暗心理。
　　一些乡村的男人们总是通过发毒誓来显示自己没有做对不起人的事情。他们总是说如果做过此事那么割了他的头也可以，或者说如果说过此话那么天打五雷轰或者是断子绝孙，当然，发誓最多的还是拿自己的姓氏来抵押，发誓如果说谎就不姓自己的姓了。但是这些毒誓往往没有约束力，基本上都是发誓后就不负责兑现，仅仅是给自己打气，营造一种不让对方看扁的气氛。
　　懦弱的乡村对皇帝敬而远之。天高皇帝远，他们不怕皇帝调换，最怕的倒是近在身边地痞流氓。民国时期兵荒马乱，国家法令失灵，各个地方土匪黑帮地痞盛行，他们无法无天，无恶不作，很多良民也被迫或主动裹挟而入贼门，给普通农民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危害。“强龙难斗地头蛇”，旧乡村的地头蛇现象也存在，对外来的人敲诈勒索。
　　历史上周家渡村出过一个地痞，他横行霸道。旁人对他点头哈腰笑，就拿出手枪砰砰乱打，说对方嘲笑他；旁人低头从身边走过，也是拿出手枪砰砰乱打，说对方不打招呼，看不起他。
　　乡村财产的多寡不是成为土匪黑帮地痞的关键，个别人性格上的强悍道德上的缺失和其他农民的懦弱再刚巧遇上国家秩序凌乱是造成土匪黑帮地痞这类恶霸大规模为非作歹的根本原因。地主阶级中会有恶霸，地主阶级中也有长期被欺负敲诈的懦弱者；乡村一穷二白的人也会做恶霸，一穷二白也有被欺负的懦弱者。
　　懦弱狡黠的个性是农民的生存之需，但是缺乏强悍的特质使农民的个性无法张扬，长期的自我遏制导致个体精神无法雄起，结果就是农民个体独立意识被埋没，最后只能寄希望于强权人物一统天下的表象安宁。
　　二、妒忌性强。
　　农民们都是以家族群居的方式组成村子，生活在一起，互相帮助，互通信息。因为大家是抱团取暖，所以每一个个体都有希望被同村的人拉着一起去拾柴的心理。在这种气氛下组成的村子表面上都是充满和气，但是也会有酸酸的妒忌。大家都希望别人不要单独行事，说好一起去，如果对方独自去拾柴又是收获满满的，那么自己心里就是百般不是滋味，如果对方独自去拾柴又一无所获，那么嘲笑对方。如果对方叫上一批人却拉下自己去拾柴，那么就是对方不像话，弄不好就会在村子里到处说那个人的坏话。
　　幸福不在于自己能吃饱。在一个圈子里生活，大家都希望身边的人与自己过得差不多，这样他们就感到安逸、满足。知足常乐不仅仅是对自身需求的衡量，也有周围其他人生活质量做参照的影响。他们可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如果村子里有一个人特别的出色，那么就会让其他的人不舒服，如果此人还炫耀自己的出色，那就会让别人难受。他们曾经是一起玩耍的伙伴，现在却不在同一个生活高度上，这会让生活质量相对低的人落寞。
　　妒忌一般发生在熟人之间，而不是远在天边的人。他们崇仰万人之上的官府人士，而不会仇视他们，他们崇拜远道而来的和尚，虔诚的聆听他讲经诵佛，但是对身边熟悉的成功人士心态酸酸的了。一个从小被歧视的乡人如果被官方指定来老家管理，那么他就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境。很多人会因为嫉妒而故意给他难堪。妒忌有时候会转化成记恨，有的人通过其他的渠道来伤害对方以达到平衡自己心理的目的，伤害的方式一般都是损人不利己，有时应用的方式还很阴毒。这种妒忌对乡村的破坏性不言而喻，往往会造成难以抹平的撕裂。有时候，这种妒忌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成为点燃仇恨的切入口。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少农民们热衷于谈论别人的丑事，以讹传讹，添油加醋，硬是把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闹出个自我满足为止。
　　由于没有见识外面的世界有多大，所以他们的幸福人生也就是与周围的人相比。如果大家都没有东西吃，那么他能够吃到一把糠也是一种巨大的幸福。如果大家都是吃稀粥，那么他能够吃到厚粥也就是一种巨大的幸福。如果大家年底到处乞求，借米度日，那么他看到自己家米缸满满的就是一种巨大的幸福。当大家都得到温饱的时候，那么他看到别人家有大鱼大肉就心有不甘。当大家都有自行车的时候，那么他看到别人家有摩托车就没有了幸福的感觉。
　　上世纪中期中国乡村的集体化运动似乎更为嫉妒提供温床。有人得了集体的便宜，比如有社员偷了集体的东西，其他人就心里不舒服。马上会有人向领导告密，其实告密者也不太关心集体的得失，如果偷盗者被批斗并把偷的东西吐出来告密者心里才舒服。比如有社员被集体组织提拔，那么就会有人向领导打小报告拖人下水，其实不是告密者自己有多么一尘不染，只是觉得对方不被提拔自己就好受一些。
　　周家渡村最典型性的可悲的一起妒忌事件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
　　周顺秉的小儿子周建民一九四九年前离开周家渡到县城谋生，一九五三年国家户籍制度改革的时候他理所当然的被划定为城市户籍，并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进了国营工厂。这样的际遇使他与周家渡村的农民有了天壤之别的差距。周每个月工资收入有保障，比普通的周家渡合作社社员高很多倍，还有国家几乎是免费供应的低价粮食，还有一个工厂分配的住处。他每天八点上班四点下班，只工作八小时，星期天还可以休息。这些都是周家渡村的社员可想而不可得的美好事情。
　　周建民很孝顺，他拿出自己很大一部分工资收入和节省下来的城市居民粮票来接济老家困难的家人。这种状况让家里人很为他自豪。老母亲也觉得没有枉生这个儿子，逢人就说儿子的好，还一个劲地向别人故意透露儿子今天带来了什么上个月还带来了什么的信息。
　　周家渡村的社员被集体化以后家庭收入越来越少，最后连集体分配下来的口粮也不够吃了，而集体劳动的强度越来越高，劳动也没完没了。听到村子里有人讲自己儿子的幸福生活内心是一百度酸溜溜。
　　周家渡村的社员又到了一个夏季抢收抢种的辛苦日子。有一天，半个太阳已经沉到山腰，黑烟一样多的蚊子已经出来叮人了，泥巴粘了一身的社员的劳动还是没有结束的迹象。这个时候，从城里赶来的周建民却穿着皮鞋蹑手蹑脚地在田埂上与自己熟悉的人打招呼。
　　五天后，一封从周家渡村寄出的群众举报信到了周建民所在的工厂。信中说这人的父亲是地主，靠剥削为生，罪恶累累。他的儿子不配在城市工厂里工作。十天后，又是一封群众举报信到了工厂领导的手里，说这个周家渡村来的人在乡下玩弄女人，现在做城市里人当了陈世美，不要乡下的女孩子了。
　　最终，已经迈上幸福大道的周建民被硬生生地拖回了周家渡村，他从此以后只能赤脚行在田埂上，再也没有机会穿皮鞋了。像一只刚脱蛹而出的蝉被锤子重重地敲击了一下，像新婚夜美丽的新娘被山贼抢走。一个从周家渡村出去的年轻人的命运从此彻底改变，家中其他人也为此痛心不已。
　　相对来说，女性的嫉妒心理比男人更甚，她们很容易把自己的酸溜溜滋味溢于言表。威严的掌握财权的老太婆对自己非常抠门，舍不得花钱，她也会要求下面的家里人也是要精打细算的生活。她最讨厌媳妇大手大脚的花钱，无视自己生活态度的存在。她看到桌子上有人胃口很好，一餐四大碗米饭就厌恶，她看到媳妇今天打了两个鸡蛋来招待娘家亲戚就难受。乡村最多的是女人把自己家男人管得死死的，不容许自己家的男人与外面那种她认为是认为水性杨花的女人交谈。这种妒忌如果任由发展，那么整个家庭就会鸡犬不宁。村子里传得最快的莫过于女人偷汉子的丑闻，其他的妇女们迫不及待的要告诉自己碰到的每一个妇女，除了是对方的家人外，一夜之间全村都知道了。这不是因为她们充当着道德评判者的角色，要纯洁村子里的环境，而是这种桃色新闻冲撞了内心压制的性不平衡心理。这个女人在偷汉子，而自己不敢去偷也不会去偷。如果自己的行为要高尚的，那么这个偷汉子的女人的行为就是龌龊的。迫不及待的告诉其他的女人那是要让大家都知道对方有多肮脏，而咱们是多么洁身自好。
　　三、眼界小、没有肚量、自私。
　　中国传统的农民生存就是为了简单的活着。生于此，长于此，在一个小村子里悠转，没有见识外面的世界。他们只从事着简单的农活，生产的少量多余农产品也一般都是依靠外面来的商人主动收购。在狭小的空间里长期生存，如时间上计就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如空间上计就是与世隔绝，坐井观天。这使他们的眼界小，心胸窄，没有包容为大宽容为怀的理念。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那是因为人家是管理着一个大大国家的宰相。村民在一个狭小的村子里挤来挤去，连打一个喷嚏也会影响到所有人，所得所失所遇所见都是非常直接，一目了然，没有可以让自己眼不见为净的理由，也没有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后路，最后都变成了小鸡肚肠，连一粒籽麻掉进去也会起涟漪。
　　农民挤在一个小圈子里生活，非常怕自己吃亏，所以都有一些吝啬、自私的小毛病。空间实在太狭小了，别人伸伸懒腰就会撞到自己，难免本能地反击；别人窃窃私语就能听出是在说自己，难免本能的争吵；别人多占一寸地，自己就少了一寸地，难免本能地相争。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所以斤斤计较，锱铢必较。但是自私过分就矫枉过正，有些自私的行为在外人看来是自私得可爱、自私的难堪，有些本来可以双赢的事情硬是搞成双输，有些自私行为变成了无视他人的存在，只想着为自己。
　　他们把生活中的退让和大度理解自己吃亏了，于是就通过分毫必争来显示自己不是吃素的，为了小小的利益互相不让，宁可僵持着。妯娌们挤在一个大家庭里，因为都是那么的自私，所以很少能够融恰的，公开争吵和暗暗较劲是家常便饭。有时对丈夫吹吹耳边风，兄弟间也开始变得无法相处。村子里有人拔了别人家的一棵萝卜，然后争吵就发生。孩子间有一点小矛盾，双方父母也掺和进来论理。为这等鸡皮小事闹得不可开交。当然一鸟九命只是一件特例，很多时候争吵的结果是双方变成仇人一样，彼此不理睬，白眼相见。有时候，一个人一句无心说的话就被人记在心头，百般隐痛，总想着报复才解气。所以小小的村子表面上是安逸和谐，其实内部的婆媳、妯娌、兄弟、叔侄、邻里、伙伴等矛盾犹如春雨打池水，稍安既生。远看是雾气笼罩炊烟袅袅的村落却有着另一种味道。
　　也有一部分人的肚量非常小，很阴暗。遇到这种人可要小心。他们容不得别人的怠慢，事后总是想方设法的报复人家。他们也可能容不得别人的好，想出怪主要让对方落下坡。使用的手段奇出怪样，防不胜防，很多都是使用阴阳迷信手法。
　　四、精神错乱者：
　　每一个传统的村子几乎都会出精神病人。精神病人衣着破烂，头发挂脸，精神痴呆。他们的精神世界不在村子里，而是独特的方式表述中。或独自喃喃细语，或胡乱的指手画脚，或追人逐物。他们不与别人交流，活在一个自闭的空间里，与村民在一个三维空间里生存，脑瓜子却遗忘在另一个维度。生活上营养长期不良和高强度的劳作是一个方面，精神上长期受压得不到释放更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乡村精神病人都没有什么治疗的措施，他们的精神状态几乎没有逆转的，只有越来越严重。一切生活责任都是由家里其他人承担，给家里人带来了精神上经济上沉重的负担。因为家人都是各自忙碌的生活，所以一般也只能听之随之，让他自生自灭。
　　周家渡村的周昌义老父母还健在，自己生有四个儿子五个女儿。大儿子、二儿子已经成家，并各生了几个孩子，三个女儿已经出嫁，还有二个女儿尚待出嫁。因为没有分家，所以周家二十来口人挤在一起生活。这么多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还有各房头的日常来客，鸡皮小事、吃饭大事、穿衣杂事、枕边琐事、借钱急事一大堆，每天烦死人。按照常规，周昌义应该让大儿子，二儿子分家独立，各自发展。按常理，儿子们扛起家庭的重责，周昌义也乐得可以享福。但是不分家有不分家的好处。周昌义是家长，指挥下面成为习惯，分家了儿子们就会不听话。更重要的是不分家，家里的收入集中起来可以办大事。三儿子刚刚结婚，家里还欠着不少债，四儿子刚有了对象，需要花大量的钱娶媳妇。
　　周昌义这个大家庭要维持下去就要有大家庭的手段。周家有严格的家风家规，把下面的几个儿子管得服服帖帖的。周家还有薄田几十来亩，这些土地的田契由周昌义一个人独藏着，儿子们别想通过其他方式来占有。家里的所有收入都要上缴给周昌义的老婆，支出都由周昌义的老婆一个人统一管理。
　　大儿子周顺瑞娶了西边三里外的徐氏为妻。徐氏老实巴交，自从嫁到周家后没有什么家庭权力，只是变成了干活的帮工和生殖的机器。她到周家后一口气连生了四个小孩。二儿子周顺丰娶了东边二十里外的张氏为妻。张氏敏感度量小，自从嫁到周家后一直不快乐。她第一不快乐的是自己的丈夫挣来的钱都是上缴婆婆，第二不快乐的是婆家大大小小一堆人一起吃大家饭，而家里的收入除了公公外就大儿子、二儿子出力最多。大儿子有四个孩子吃饭，勉强可以持平；自己现在只有两个孩子，这样明显就吃亏。收入都上缴婆婆就相当于丈夫的收入被盘剥。第三是大妯娌的几个娘家侄子三天两头来周家做客撑饭，而自己的娘家路远，娘家侄子一年到头就来一次。第三是三儿子刚结婚，婆婆待三媳妇像亲女儿那么亲，而自己嫁到周家从来没有这么好的待遇。四是四儿子刚定了亲，每年春节、端午、中秋三个节都是送亲礼一大笔，这份开支是婆婆从大家庭的总体收入里支配的。五是自己生下孩子一个月不到婆婆就差自己干活，而其他女人坐月子都比自己待遇好。六是婆婆有一次偷偷的弄蒸了一个鸡蛋塞给小儿子。等等，还有很多，说不尽。
　　张氏的不快乐最后总是落实到自己的丈夫身上，丈夫也知道自己在一个大家庭里吃亏，但是他也不敢反对父母，更不敢提出分家独立。于是每天张氏和丈夫不是打冷战就是摔东西。
　　张氏娘家路远，张氏没有这条出路来泄怨气。大家庭里满眼都是自己看不顺眼的人，也没有可以说话的人。自己的孩子年幼又不懂自己。时间一长心中这股怨气越积越多，闹得自己精神惶惶，老是自言自语。
　　家里的不开心还是在延续。丈夫喝酒解闷，张氏又总是自言自语个不停，最后酒后的丈夫火冒三丈，一个大巴掌重重地打到了张氏的脸上。张氏对丈夫进行了还击。她身体娇小，还击没有效果，只能怒骂加痛哭。这次冲突之后张氏似乎找到了发泄心中淤积怨气的端口，她自言自语少了，而平白无故的骂骂咧咧越来越多。等家里人发现不对劲赶紧找郎中来看的时候，能自已的张氏已经找不回来了，只剩下不能自己的张氏壳体了。
　　从此周家渡村子里就多了一个遇到谁都大骂一通的人，她的下半生都是在骂别人中渡过的。她或许用这样的方式终于获得了解脱。
　　周家渡的成年人都是躲着她，免得被她骂。周家渡那些不懂事的孩子们总是喜欢围着她看稀奇，搞不懂这个女人为何有骂不完的话，也弄不懂她到底在骂谁。
　　周家渡西边的李张村也有一个疯子，周围人都叫他“发痴阿疯”。阿疯有兄弟五个，他是老二。当初阿疯一家特别贫穷，老大勉强娶了西村一个脚瘸的女人做老婆。阿疯虽然长得眉清目秀，样子顶样，性格温顺，忠厚孝顺，但是到二十五岁了，就是没有人来说媒了。老三、老四也都二十岁爬上了，阿疯爸爸非常着急，到处托人，但是没有效果，别人都嫌阿疯家贫兄弟多。刚巧有一户人家只生了三个女儿，由外地来的收购鸡毛的人做媒让阿疯入赘。那户人家路很远很远，阿疯爸爸没有办法，狠狠心含泪把阿疯嫁了出去。阿疯嫁了出去以后使阿疯一家有了喘气的时间，几年后，老三老四老五也终于陆续成家了。
　　但是阿疯入赘到女方就难得回老家一趟，几年后竟然精神出了问题，直到有一天阿疯需要他爸爸把他领回家才行。阿疯的老婆来过阿疯家照看阿疯，但后来见阿疯一直不见好也就走了。阿疯在入赘女方后受到了什么事情刺激大家都不清楚，没有去打探，阿疯家里人也没有说出来，只是阿疯的爸爸一个人默默地把村子里晃荡的阿疯拉回家，然后端饭给他吃，还给他洗身子。后来，阿疯的爸爸死了。阿疯在村子里晃荡就没有人拉回家，也没有人给阿疯洗身子，阿疯在外面惹事就越来越多。
　　阿疯越来越瘦骨嶙峋，头发长长的，身子脏得很，很远就能闻出臭气。他的姐姐来娘家偶尔给他洗洗身子，但是一段时间后阿疯又是老样子了。阿疯下面的几个弟弟对阿疯管得非常凶，常把惹事的阿疯吊起来拷打。阿疯怕得很，一见到下面的几个兄弟就跑。没有其他办法，弟弟们只得不让他出门了。阿疯后来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都是关在黑暗的小屋子里睡觉。
　　啊疯后来什么都吃，凡是手能拿到的东西都是直接往嘴里送。最后是吃了很多锋利的钉子又救助不及时导致肠胃出血死亡的。
　　周家渡东边的村子也有一个偶发性发作的精神病人。这个人已经快四十了，却没有娶过老婆，一个鳏夫。一般时候他脑子清爽，别人看不出什么问题。说话滔滔不绝，别人还赶不上他的思维。但是到了春头油菜花开的季节，他特别的兴奋，控制不住地乱窜。他会张开双臂狂追身边经过的女人，女人被追得惊恐乱叫他就更加兴奋。直到油菜花谢的时候，他才慢慢安静下来。真是惹人是非的油菜花作祟。
　　五、缺乏公共意识和合作精神：
　　自私和眼界狭小算是一种小农意识。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田，不去管天塌下来的大事；只想着今年多收了三五斗，不去考虑大世界的变迁。
　　村子里的公共事务需要农民们共同完成，有时更需要农民家庭付出一点代价。比如发大水的时候能够把自己家的门板拿出来做挡水板，比如不计报酬做义工清扫村道。这个时候家里每一个人都要思想统一，如果自家老婆以自己家太吃亏的理由站出来反对，那么还在迟疑的丈夫就不敢再参与此类明看有损自家利益的公共事务。如果一家人不愿意参与，那么其他家庭就认为自己家积极参与会吃亏，也就失去了行动积极性。有人希望别人家能够先做出点榜样，或者干脆别人家多吃亏，自己少吃亏甚至是自己坐享其成不吃亏，结果每家都这么想，渐而渐之，村子里的人即使有想做公共事务的心也没有了行动的冲动。心不齐，村子里的公共事务就像一盘散沙一样凝聚不起来。农民缺乏公共责任心归根到底还是狭隘的自私心理所影响，他们最缺乏的就是对社会的博爱胸怀，缺乏大气和全局观，只顾着身边最直接的利益，只关注自身的得失，而不会去考虑具有普遍意义的事情。
　　在坏人面前能够挺身而出的农民越来越少，自顾自的越来越多。这些坏人如果作用到自己身上，就感叹世间的冷漠无情。于是第二天坏人在其他人身上做坏事，他也是做缩头乌龟。在农村，基本上没有对穷人的帮助机制，最多是依靠直系亲戚的帮助，那种赈灾的义举基本上只是局限在宗教信仰上。穷人们如果碰到重大的不幸事故，就会发现自己根本没有能力来承受。这里面，表现了农村中的那种多数人的无奈。
　　强烈的家庭观念使他们只图管好自己的小家庭，自扫门前雪，所以很多事情上面他们变得麻木不仁。或许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介草民，属于最低阶层，共方面的事情不是他们的事情。
　　传统的中国农民普遍缺乏自觉性，没有强制明确约定的事情就很容易去做。需要家长强权管理或者严格的族规来维护内部的稳定和谐。如果失去了强权管理或者没有严格的族规，村子就会陷入一片迷乱。农民本身的自律性不强，行事也非常的随便，没有强制明确约定的事情就很容易去做。他们只是坚守不违法，这个法仅仅局限在不偷盗，不杀人放火投毒，其他的很多事情因为不是涉及刑事法律，那么就会毫无顾忌的去做。。最有代表意义的事例是：农民都把骂人当成一种最佳的武器。他们认为动手要犯法，骂人不犯法，君子动口不动手，所以他们骂人的水平是天下第一。竭尽最肮脏的语言、最气壮的语气，把对方非骂个狗血喷头不可。不拘小节的农民在生活中不太兼顾别人的存在，损人利已似乎在不经意间就做了，关键是自己根本不知道已经损人了：围墙造得是寸土必争，甚至把村道占了一半，围墙里面地多着呢，路却挤得只能让人侧着身子过。猪圈里铲出的猪粪堆到人家的屋子旁，臭气熏天，已经害了周围很多的人，但是他一点也不自责。老房子腐烂不堪，已经不成样子，但他还是当做重要的财产不予拆掉。自家养的恶犬吓到了很多人，但是他还是无动于衷。自己栽的一棵树已经严重影响了别人的生活，但他还是不砍。办了一家小厂，铁锈污染满地，但他还是自以为是。他们会对着别人随意的大小便，他们乱扔垃圾，行为邋遢，他们大吵大闹乱放鞭炮，他们还对未成年子女总是虐待。很多的农民认为：我没有偷他的东西，抢他的东西，随地大小便关他何事。他是我儿子，我爱怎样就怎么样，关你何事。
　　虽然缺乏自觉，但是遇到能带给自己好处的事情就很会看人家样，紧跟着别人的步伐。村子里的河道是公共的，如果上面有严格的法律制约，那么农民不会也不敢去占有。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强制约定，农民就会偷偷占有。第一家是那么做了，别人觉得自己去阻止是多管闲事，于是第二家为了不吃亏不占白不占，也赶紧占有河道，直至河道被填满。房子不在河道旁边的人家心里十分不平衡，就去占有其他公共场地。
　　在集体化的时代，集体财产管理十分严格。有人偷了大队大会堂的一块砖头，结果被人告发，然后这个农民被罚款、扣工分、关禁闭，这样的严厉措施保证了大队集体的财产安全，以后，没有一个农民敢再去偷生产大队集体的财产。分田到户以后乡村集体管理失位，有人偷了大队大会堂的一块砖头，然后这个人没有事情。这样就有很多的农民去偷大会堂的砖头，最后所有农民们都大白天光明正大的拿。谁拿得多就是得便宜最多，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不几天功夫。生产大队的大会堂就挖空了。造成这种乱象很容易使人怀念集体化的强权和严整的好处。
　　因为缺乏自觉，所以遇到方便自己的事情也很容易去做。公共的村道上倒垃圾肯定不好，这是每一个人都懂的道理。那些模范乡村都是做得非常好，但是绝大多数乡村没有不准乱扔垃圾的强制约定，所以随手乱扔垃圾成了习惯。如果有谁反对，他们会理直气壮地说：
　　“又不是你倒在家门口。”
　　结果，无论别人多么大的讨厌和反对，但是因为乱扔垃圾方便了自己，他们还是在路上到处倒垃圾。后来大家也被他感染了，也就在路上随意的倒东西了。至于害了大家走路那是没有去想。如果在某处墙上写上：“此处不准倒垃圾”，用处不大。但是有人在墙上来一个警告：“此处扔垃圾罚款二百”，以后此处真的没有人扔垃圾了，而改扔到不会罚款的地方去了。于是为对付那些缺乏自觉性的人，农村墙角处“此处小便是龟儿子”或者是“乱涂鸦的断子绝孙”的字眼比比皆是。与其让他们内在自觉，还不如来一个威吓，即使这个威吓是虚假的也比让人自觉来得有效。
　　农民家庭中有一种宠子现象，这种宠子可能是家中的独子，也可能是相对富裕家庭的儿子，总归就是在家庭中从小就被特别宠爱的人。这种人在家庭里处于最受宠的地位，其他人都顺着他让着他，从而养成了唯我独尊、目中无人的性格。如果以后没有外部其他因为的健康促进，那么长大以后他的行为处事也会变得自我为中心。家里人可以忍受他的个性，其他的村民可不会忍受他的个性，结果先是闹矛盾，然后就是不相让。村里也会有无赖，行事没有道理，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意做。结果一个人目中无人的行事态度就会带坏整个村子的行事态度。和谐相处不见了，只有互不相让，弦都相互绷紧。
　　公共道德的缺乏和不顾前后的自私有人归咎于农民经济生活的底下。艰难的生活使他们把这些公共道德规范视作是不拘小节，无暇兼顾，如果经济条件好了有些陋习自会改变。其实很多习惯的根本不是来自于经济上的，更是来自于思想文化上的。长期来，农民个人在家庭中受制，在社会事务中作用微弱，个人责任性式弱，个人逐渐对社会公共道德变得麻木，他们已经没有因为遵守公共道德油然而生自己的社会责任担当和自豪。
　　农民公共意识淡薄也有农民这个群体的整体性虚弱。家事国事天下只是传统知识分子的自信，农民可没有这种豪迈的联想。
　　中国传统的乡村经济绝大部分都是以小家庭为单位精耕细作，只有少部分田多的农户有大规模雇佣耕种现象。几亩田的耕种从效率上来说一家人甚至是一个人默默的干是最高的，只需要独自的坚持。单干一直是一种传统，我们总是能看到一个老农夫跳着水桶天蒙蒙亮就到了田头，等到天已黑，他却还在田头。农民不会等着与人一起出发去田间劳动，也不喜欢请别人与自己合作一起劳动。在一小块田里单干劳动还是能出美好的前景，特别是蔬菜类种植。对很多农民来说，一个人的劳动来得爽快干脆。看到别家地里都是荒草，自己劳动的优势也就体现出来了。狩猎民族狩猎时候分工明确，精密合作，这样才能够抓住蛮狠野猪甚至力大无穷的老虎；渔民出海，各司其职，通力协助，这样才能抓到更多的鱼。小规模农田作业的农民却一直在自顾自的劳动中。
　　自顾自的劳动特定也就影响了农民在其他领域的合作。村民之间缺少情感上彼此的交流，慢慢就会变得对周围人冷漠，鲜有豪爽和热情。他们喜欢自娱自乐，一个人独自喝老酒。缺乏合作意识的农民自顾自，晚上天没有暗就关门睡觉，不去想外面的世界。自顾自的农民不会产生现代足球或篮球，也永远玩不好需要彼此合作的现代足球和篮球。
　　六、缺乏平等观念，无视个体基本权利。
　　中国人有大一统的精神，中国农民同样具有大一统理念。一个大一统存在的整体内部各个部分的功能是不一样，如同人这个整体必定有头有脚有脑，而决定人整体行动的大脑只有一个，其他的都是从属，听从大脑指挥。这种主导和从属关系为不平等的等级化秩序存在提供了合理性。农民大一统的理念从小就在家庭生活环境中确认。家庭大一统是家长制，父权主义是家长制的核心。一个家庭里，家长凌驾于其他人头上，什么事情都是家长说了算。家长总认为自己代表了家庭，自己的意志就是家庭的意志，自己的行为抉择也是家庭的整体走向，违反了自己的意志或者不按照自己的行为抉择去做就是违反了家庭的行为和意志。在家庭外他可能平易近人，但是在家里他独断专横，不喜欢家人来改变他的决定。其他人没有自主的权利和独立的行为意志。如果内部一个家庭成员闹独立就是不管整个家庭的利益，是一种自私的不负责的行为，家长对此深感不快。家庭成员在家长的权威下只能忍气吞声，屈从于家长的安排，博一个孝的美名，只寄希望于自己接班做家长。
　　家庭中的不平等秩序成为事实有感情的基础。父母生孩子，孩子要靠父母抚养，这是天然的生育之恩。父母付出了很多，孩子们倒欠父母很多，有愧于父母，这是后天的养育之恩。父母的孩子与父母平等没有道理，等级存在是天理。这种恩情下讲平等那简直是不忠不孝不义无情。长辈们是划奖栽树者，小字辈只是乘船乘凉者。平等是乱了族，忘了根本。一个行业里师傅是权威，徒弟要像龟儿子一样的做事情，如果与师傅平起平坐那简直是大逆不道。很多事物上面也是可以佐证不平等的合理性。一个手伸出来手指有长短，如果长得一样就变得不伦不类。客观事物有天地、方位和时序。天地上下有别，如果平等那只能乾坤颠倒。方位有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之别，没有了这个不同方位如何确定。时序有先后顺序，这又如何平等。天上是玉皇大帝，地下只是凡夫俗子，两者平等成何体统。
　　不平等自有不平等的一整套等级管理维持秩序，其最根本的是要对上尊崇和对上顺从，并被称为有礼：一个长辈带着孩子遇到另一个长辈，他会教导要孩子低三下四。在很多的场合低地位的人要向高地位的人磕头下跪礼拜。一个孩子乱插嘴会被家长训斥，子女不顺从父亲的安排会被赶出家门，传统家庭里媳妇与婆婆争理会被当儿子的丈夫打脸，这样的行为明显与自己的身份不符。上下、老幼各有序，多的是威严的族长和家长，多的是等级分明的族规家规。小人与大人就不仅仅是年龄上的差异，更是地位上等级分明。一个不懂大小的乡人总是被长辈们讨厌。绝对对上尊崇的同时反过来就瞧不起低他一等的人。年长的人看不起年轻人，长辈轻视下辈，嫡出瞧不起庶出，本族人瞧不起入赘的，本家人难看拖油瓶。传统的大户人家，正妻、小老婆和借腹生子的女人地位不一样，他们生下来的儿子地位也不一样。官宦人家和贫民人家的门槛有高低。其次是下对上绝对的信任，不怀疑。与西方人性本恶不同，中国农民认为“人性本善”。西方因为人性本恶而建立起了对有权人物防备的社会结构，而中国农民因为人性本善根深蒂固，只想象着出完美人性的人物。乡村这种完美人性典型人物的代表就是父母。父母都是伟大的，不会犯错的，人格高大。父母的一切行为目的都是为了孩子，即使错了不对的也应该被原谅。不相信父母以及怀疑父母是不可取的。长辈的人性也是完美的，不信任长辈或者防备长辈也是不可取的。所以父母或者长辈即使拥有了家庭中的所有权力，也不必防备，一般都是无条件的相信。
　　不平等还有不平等的完美性。金字塔结构是最结实美观的，阶梯逐级而上式的殿堂是最神圣的。有大有小的家庭是最完整的，一言九鼎倒可以解决问题。圆桌会议没有主客，平等显得乱糟糟，大小一样就主次不明，各抒己见的结果最后讨论不出个结果。
　　不平等自有不平等的文化创建和道德提升。
　　第一、在精神思想上美化等级秩序，要求人们安心于等级参差有序的和谐。所谓有秩序就是排队的时候有各自固定的位置，安位就序。如果按部就班，队伍就非常整齐；如果强占别人的位置，队伍就乱糟糟。一部影响中国古人思想的“易经”中说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意思是天为尊贵，地为低贱，这是确定下来了。人的贵贱地位也是同样确定下来了。各人有各人固有的位置。在自己的位置上个人各守本分，厚道的生活，不越池，不犯上，不横行，不凌下。在乡间有很多规矩，都是古来就有的，要求后生小子们必须接受和遵守的，这些规矩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维持既有等级秩序的。如果遵从了这些规则，那么就是有礼、懂理、大气、可教。
　　其次是强调感恩。喝水不忘挖井人。做下辈的不能忘记祖宗的功绩，做孩子的不能忘记父母的抚养。这种感恩是具有强制性的要求，绑架了做下辈和做孩子的情感。孝忠、礼仪、廉耻都是属于这个范畴。温顺的孝子对父亲唯唯诺诺这是做儿子的道德，对自己的儿子那是呵斥有加，其本质上就是父亲和儿子等级不同的两种身份，不仅仅是生理上的延续关系，更是地位上的上下关系。孝顺的媳妇尽心照料婆婆，是因为她是媳妇，等自己成了婆婆也会变得对媳妇苛刻，那是因为她现在是婆婆身份了。
　　第三、是在制度上制约个人的权力，维持等级秩序。控制财产权是制约个人的基本手段。家庭财产是集中统一管理的，家庭利益是首位。家庭里还有人想独立出去或者像与家长平起平坐那么就会难堪，甚至被剥夺家庭财产所有权。一个大家庭里儿子没有财产控制权力，小媳妇更加没有财产权。生养也会产生一种对下的基本权力。家庭内部管理上基本没有平等可言，缺乏心平气和平等的对话，居高临下是一种状态。棒头、戒尺、训斥、“吃栗子”等方式司空见怪。家里如果出了败家子是家门的不幸，这个败家子就是害群之马，轻者人人痛斥，重则会被家庭集体除名。清除害群之马还能理解，但是家庭权利不断延伸就把个人其他的很多权利都纳入家长统一管理了。包括择业、婚配、生育、收入分配、财产继承等等。这种看似正确维护家庭这个群体的利益行为其实暗藏着把家庭意志凌驾到个人基本权利的头上，也就是剥夺了个人独立存在的权利。有时个体的基本生存权也会被剥夺。
　　周家渡村子虽然没有过戏剧中大名鼎鼎的女子沉塘侵犯个体基本权力事件，但是有记忆以来确实有过二起恶性埋人事件：
　　一起是周家渡有一个叫“店王”的青年因为吸食鸦片成瘾，不仅挖空了父母的田产和积蓄还到处赊账偷盗，其他几个兄弟对此愤然不平，于是在一个高月风冷的夜晚家里人一起先把这个鸦片鬼塞进一个麻袋，然后用锄头一阵乱敲，最后把大麻袋埋在了村后的山头。青年失踪了，家里人若无其事，旁人也不奇怪。
　　另一起是周家渡有一个人加入了土匪黑帮。土匪黑帮为非一方，坏事做极。县城里总是三天两头的派人到这个人的家里来抓人，却又总是抓不到，“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官方黑帮人员每次都是顺手把周家的其他人抓走。周家为此总是请人做保放人，不是请客送礼就是化银两，搞得这家其他人整天惶惶不安。
　　一个下雨夜，这个黑帮人员回到家就倒床上睡着了。家中其他人对这个人恨之入骨，他却浑然不知。家里人想报官但是一怕来不及二怕其他黑帮人员报仇，于是一合计下了狠心，一起把害人精打死了，然后用一只大麻袋趁夜色埋到了深坑里。人员失踪了，黑帮派人来查问。最后总认为是其他环节中出了岔子，没有怀疑到这个黑帮人员的家人。
　　家长制在家庭管理上会形成内紧外宽的家庭管理氛围。因为自己家里人，因此家长对其的要求特别的高，有时近乎于苛刻。很多家长对自己的孩子总是一副冷冰冰的脸色。但是对家庭之外的人就比较客气，表情也是和颜悦色。如果家里人犯了错，他下手会非常的狠；犯同样的错，不是家里人就受罚很轻。家里来了外甥就拿出好吃的给他，同样情况却不给自己的孩子。这种外松内紧的处事风格是家长制权威的异化。
　　不平等还是有不平等的好处。家长制由家长集中权力，这样整个家庭看上去经济实力就强大了。在一个会议堂里设有一个主席台大家就觉得舒畅，能够有人独断比乱哄哄的一片强多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确实是古老中国农村的精神，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典型。死捏着权力不放的公公或婆婆使整个家族看上去铁板一块，公公婆婆也以此为荣。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典型的义门陈氏之所以能够延续十五代聚族而居、同炊共食、和谐共处不分家，管理上必定等级秩序肃然，内部肯定必须要子弟们放弃平等思想和独立想法。
　　这种不平等的精神有时会走向反面。家长制下不堪忍受的儿子会反叛父亲的管理，吵闹着早点分家。分家以后他与父亲的感情就一直不融洽。还有的会主动离家出走。民间神话里的哪吒削肉还母，剔骨还父才算割断了依附关系，哪吒才获得了自由。民国时期的很多进步青年最后只能是与家庭断裂关系来获得自己的自由。
　　乡村自古就有的这种不平等的等级秩序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等级思想形成的基础。家长制的发展就是一个家族范围里的族长制，族长在一个家族里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他的话可以成为法律。家长制族长制再发展就是一个国家范围内的皇权集中制，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天无二日，人无二主，这种共主思想深入人心。《资治通鉴》开篇中云：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这是基本的政治管理伦理。君臣名分已定，就不要再争抢了。这里，皇帝是权力集中的象征，其实真正的权力在于皇帝身后的政府。政府无所不管，无所不能，无所不达。对父母绝对信任的思想延伸就是对国家管理机器的绝对信任，总想着他们也是为了老百姓好，怀疑上面没有必要。即使上面犯错，但是出发点是好的，只是执行犯小错。伟大的父母之爱也提升到了爱民如子的皇帝。
　　等级秩序如果被破坏就会无法无天，小人猖獗。权力分散只会分崩离析，你抢我夺，争扰纷纷，最后受苦的还是老百姓。纵观中国历史，农民受害最深的莫过于皇权旁落政府权威丧失的时候，晋末这样、唐末这样，明末是这样，清末也是这样。这个时候一般就是强盗、土匪、流寇、痞子耀武扬威的时候，而本本分分的农民只能任其宰割。中国农民知道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要压制住人的无止境的欲望就得有一种高压一统的政治环境。与其让各式各样的小人当道称霸，还不如权力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断绝其他人的欲望。与其被无休止的任由小人盗抢，还不如让皇帝一个人明抢安心。于是国人都是想方设法去建立和维护权力集中于一人的政治体系，总觉得这样的等级政治秩序符合社会的稳定。中国农民同样希望权力集中，只是希望集权者能够为民做主，有母仪天下的胸怀。如果有冤屈，上京告状，皇帝能够主持公道，整治坏人，那是多么的快哉。所以，历史上大一统的价值观就不仅仅是秦始皇的梦想，也是下层小民的一种祈求。
　　政治层面的等级思想反过来就决定了中国农民的政治地位，中国农民就成了权力空间窄小的小民。农民们自己也认为只是一介小民，只配种地谋生，并受政府管理，顺从政府的管理，甘于受制于政府随意制定的法令与规定。在任何“上面”的人面前，农民就会自我矮小。人生下来是一样的，腰板挺直，眼光锐利。农民们受环境的影响越深，腰板只能是越来越前倾，眼光不断失去了锐气。“天赐君权”和“父母官”的意志深入人心，如果上面是一个好皇帝和一个爱民的官吏，那么农民就感恩戴德，三磕九拜；如果上面是一个昏君和一个贪官，那么农民就只怪自己生于乱世，没遇上盛世的好时代。
　　等级秩序有时也会走向极度。底层的人以翻身做主人为目的，以另一种不平等的精神替代了老的不平等，导致旧的不平等被摧毁的同时确立起新的不平等。追求平等的结果最后只是换了一个皇帝。总归，这些精神深处思想都是没有跳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的等级理念。
　　七、缺乏契约精神
　　不守信用在农民的日常交流中频频发生。本来说好的价格或者数量往往因为某种原因而临时反悔。即使已经过去的交易，因为放在现在看是吃亏了，所以一直为此耿耿于怀，最好能够推倒重来。他们办事情扭扭妮妮，顾虑重重，不能直接干脆，性格上缺乏大气和豪爽。他们不喜欢与熟人签订契约，经济上的往来都是以人情作为一种信用凭证。当一哄而上的时候，中国农民表现出内在强烈的不可控性，怕吃亏、怕落后，哄抢往往成为常态。
　　中国农民契约精神的缺乏可能是来自于大一统的家庭。大家同吃一锅饭，共挤一张桌，东西不分你我彼此，家庭成员的收入一分不扣都上缴，长期以往就会只知道大家，混淆你我。大一统的家庭各个家庭成员没有独立的权力和独立的人格，对大家庭的依附心理和混在一起过是最平常不过的本能反应。大家庭内部成员的不平等和缺乏自由商议的空气也是以互相平等对话为基础的契约思想根本没有存在的可能。家庭成员间的互让和抢占是并存的，爱和不尊重也是并存。这种童年生活环境造成了成年后与人交往自我的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