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煦之所以会如此热衷于“占城稻”的推广，想尽办法也要推动此事，是因为他知道“占城稻”具有：耐旱、适应性强、生长期周期短这三个特点。这就可以让大宋很多原本种不出水稻的地区在推广“占城稻”之后，也能出产优质的水稻，从而显著提升当地的粮食产量，让北方在将来成为赵煦北伐的军粮来源，而不是像现在，仅仅做到了自给自足。
　　何况在“民以食为天”的传统农业社会，粮食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对统治阶层来说，只要有了足够的粮食，就不用再担心底层的百姓会因为饿肚子而起来造反。即使遇到灾年，只要政府手上有足够的粮食，也能尽快地调拨粮食进行赈灾，从而把灾民转变成流民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只要有饭吃，又有谁会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到处漂泊、流浪呢？
　　原先为了防止灾年时老百姓因为吃不饱而起来造反，大宋采取了一种看似一举两得实际上却隐患重重的办法：每逢灾年，大宋朝廷就会派人到受灾地去招兵，让那些吃不着饭的灾民去当兵，国家既得到了兵员，同时灾民也得到了安顿。这种看似一举两得的办法施行之后，却给大宋带来了很多远比灾民要严重得多的问题。
　　那就是“冗兵”，大宋建立之初的军队数量大致在三十万人上下，应该说这个数字是比较合适的，此时的大宋军队既有规模，又能保证一定的战力。但自从实行这个“灾年扩军”的办法之后，国家军队的规模倒是一天天地膨胀起来了，可大宋军队的战斗力却呈直线下降趋势。
　　这很正常，把灾民作为国家的主要兵源，这样的军队，其兵员素质可想而知，战斗力自然高不到哪儿去。同时由于军队规模的恶性膨胀，导致国家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可又不敢随意遣散士兵，生怕会因此造成兵变。所以就只能通过降低底层士兵的待遇来维持军队的规模，这让大宋士兵越来越像“乞丐兵”。
　　加上大宋原来就有的“重文轻武”的国策，如此恶性循环下来，可以说现在的大宋除了罪犯和确实走投无路的人，很少会有人去主动投军了。举个例子，历史上，狄青就是因为犯罪之后才被迫走上从军道路的。
　　而宋朝之所以会选择“灾年扩军”的方法，归根结底就是因为政府手里没有足够的“战略储备粮”，负担不起救灾的费用，万不得已之下才采取这种下下之策。
　　一旦“占城稻”能够得到大范围的推广，无论是单位粮食产量还是总产量都会有一个显著的的提升。不管是地主还是自耕农都会因此受惠良多。而对大宋朝廷来说，粮食的增产就意味着国力的增强，这年头，多有钱都没用，粮食才是真正的“硬通货”。
　　到那个时候，大臣和百姓都会记得赵煦的功绩，那他的地位还会像现在这么脆弱吗？何况“打仗就是打后勤”，大宋为什么连对付西夏都显得那么吃力，除了军队战力的因素和要留出一只手防备辽国外，后勤补给不给力也是重要原因。要想在将来的灭夏之战中以压倒性的优势取胜，粮食自然是越多越好。毕竟再厉害的将领也不可能领着一群饿着肚子的士兵去赢得胜利。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所以赵煦才会在他的计划中把推广“占城稻”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甚至不惜以天子之尊的身份，亲身“下场”。
　　元佑元年四月初，赵煦率群臣前往“藉田”观农，也就是观察农作物的生长态势，判断今年的年景，以此表示皇帝对国家农业生产的关注。在藉田令的介绍下，赵煦知道了现在朝廷能直接调用的“占城稻”稻种数量在三万斛上下，如果再多，就要从福建等地进行征调了。
　　实际上早在真宗年间，大宋就已经开始以官府劝导的形式在江浙一带大力推广“占城稻”的种植了，并且成果显著。但在北方，“占城稻”的推广却一直进展缓慢，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江浙福建一带多山少地，但人口密集，因此人们对农作物的单位产量相当敏感，一旦发现新稻种的产量高，人们自然就会选择它。推广“占城稻”当然也就事半功倍了；而北方多属平原地形，农田阡陌纵横，现在的人口压力也远比后世要小，所以人们就不太愿意去冒险更换新的作物。赵煦接下来要大力推动的，主要就是北方“占城稻”的种植工作。
　　当然，赵煦不会幼稚地以为只要自己下道圣旨劝课农桑，就能让大宋的地主、富农们都纷纷改换门庭，改种“占城稻”了。
　　好在大宋在农业管理方面，设置了较为完善的机构。在中央，神宗元丰改制之前主要由“三司”负责全国的农业管理；元丰改制之后，将原先的职能进一步细化，由户部、工部、都水监和司农寺分别负责农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在地方上大宋实行州县制，知州和通判、县令和县丞都身负管理农业的职责。
　　同时大宋还有一个著名的劝农制度，每年春季，地方上各州县的长官都会以“劝农使”的身份作劝农文，目的在于鼓励农民耕作。这已经成为地方官僚的经常性职责之一。
　　赵煦作为皇帝，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深入基层”，推广“占城稻”成败的关键就在那些身负重任的地方官员身上。他能做的就是起一个表率作用，让那些地方官员看到自己对推广“占城稻”的重视程度。皇帝亲身示范、身体力行，那些官员但凡还有一点点上进心都会在自己的辖区内大力推广新稻种。
　　当然，赵煦也知道即使是改变一个地方的原有面貌都不是一件能够速成的事，更不要提是大宋北方如此广袤的地区了。而且“占城稻”并不是一剂万灵药，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种植。他绝不会犯王安石变法中犯过的急于求成和“一刀切”的失误。
　　他决定通过在大宋搞“农业试点”的方式推广“占城稻”，后世的改革不就是这样由点及面慢慢开始的吗？赵煦相信，后世复杂得多的农业改革都可以在几个农民看似幼稚的“大包干”协议中开始，自己的推广运动怎么说都还达不到改革的程度，又为什么不能从京郊的这几块“自留地”开始呢？